清代汉学家不仅认为文字的魅力可以大到“一言兴邦”的程度，更对文本的依赖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更有甚者，汉学家们用一种并不理性的情绪对待理学，“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经术之士，汨于利而行不笃”。在江藩笔下，这种抵触似乎到了不可收的田地，他认为，理学之所以积弊且无明达之士出来挽救颓波，完全在于他们“滞于所习以求富贵”的错误问学心态。

断裂：挣脱儒学整体性格约束的借口

　　清代汉学家往往一方面自我批评与担忧“道问学”之余不求义理，专事训诂，恨不得“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注: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东京位于本州关东平原南端，总面积2187平方公里，人口约1254.4万（2005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卖饼家”；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沾沾自喜于自己做的是真学问，视此以外一切皆为妄作。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学家摆脱儒学整体性格的原因，正由于清代学术中，学者们对于文字与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的反复翻检、印证、引申，本身就需要投入无休止的精力与时间，换一种说法即是，儒学到了清代，因囿于精力与治学任务的不一，使得汉学家只能“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观察”，即便是兼通汉宋的学者张之洞[注: 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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