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在重重的困境，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处在企图突围的焦虑之中。现在人们面对的文学现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和技巧的变化，思想和情感的变化。而是文学生产的方式、文学的美学要素、文学的基本功能等等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我们谈论文学的变化已经十年之久，例如，80 年代后期我们就在讨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讨论先锋派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超越等等。但90 年代最后几年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作为文学生产的主体，作为最能切中当代生活的文学写作者，他们不再是总体性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企图( 或者已经?) 突出墙围，而站到文学史的另一面。现在，有一种处在文学现有体制之外的“异类”写作的存在，他们几乎是突然间浮出历史地表，占据当代文学的主要位置。尽管大多数人还对他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只要稍微客观地了解一下当代文学实践的实际情形，就不难看到，那些主要文学刊物的主要版面；那些销量最好的文学图书；那些为青年读者和在大学校园被谈论的对象，就不难发现，过去文坛的风云人物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都是一些怪模怪样的“新新人类”。实际上，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十年前，对当代文学最有影响( 虽然未必是什么好的影响) 的作家是王朔，他改变了作家对文学和对社会的态度。自从王朔之后，文学不再是机构内部的事，而是一种职业手段或业余爱好。数年之后，王小波再度成为文坛的一股旋风，虽然这股旋风由一起悲剧性的死亡事件引起，但王小波突然间打开了文学写作者的社会空间，这个人长期在文学制度之外生存，他对文学提示的经验异常丰富。但作为一种象征行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打破了文学制度垄断的神秘性，表明另一种写作的无限可能性。1998 年，对于中国文学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年份，但却是所有的矛盾和暧昧性都明朗的历史关头。这一年有几个事件值得注意，它们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多数人也许毫不在意或不以为然。但我想这些事件在这同一时期发生，使每个事件都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1998 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发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多数出版社的文学类图书蒙受了30 ％以上的退货损失；这一年有多次期刊主编讨论期刊的出路问题；这一年的文学刊物明显向着文化一类的非文学内容转向( 最典型的如《小说家》) ；这一年有刘震云的一部超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出版，这部小说的出版曾经是出版界的一个热闹的事件，但书本身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批评界几乎保持麻木不仁的沉默，甚至没有几个人看完这部小说。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震云本人采取的态度和手法。这部耗时六年之久的长达6 卷二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没有完整明确的结构，没有清晰的故事情节，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在大多数地方刘震云采取了胡闹的手法，通篇都有是荒诞无稽的胡扯和毫无节制的夸夸其谈。但六年6 卷二百万字，这表明刘震云对“经典”、“名著”的内心渴望。作为一个聪明而识时务的人，刘震云对当代文学的尴尬处境有着透彻的领悟：他要写作名著，但他知道“名著”和“经典”期，人们已经不需要批判反省文革( 这种反省批判不过是为建构新时期历史确立一个前提) ，人们需要的是进一步在这个已经被命名为新时期的历史阶段中，走向既定的目标。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正是主导文化所需要的东西。知青作家群同样是这个历史序列中的一种角色，许多年之后，知青作家分别在文学制度化体系中占据重要的权力位置，这就十分清楚他们曾经承担的历史角色。

　　“新时期”文学依然有一种整体性的历史，作家们自觉进入总体性制度，以分享最有效的符号资本。多少有些不同的是“朦胧诗”群体。尽管“朦胧诗”在新时期之初被思想解放运动强行纳入主导文化的话语谱系，但这个群体在其根本的艺术冲动和艺术实践方式，就与主导文化相去甚远。只要看看从白洋淀诗派到“今天”派和“后今天派”，就可以理解它所具有的非主流本质。“异类们”在90 年代步入文坛，与“后朦胧诗”群体有着精神上的一脉相承的联系( 例如朱文韩东本来就属于这一群体) ，他们的意识观念，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就他们中大多数人写过诗这一经历而言，并不仅仅只具有艺术经验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早已约定了这代作家的精神状态和历史角色。这代作家当然不可能以历史主体的角色去构造主流意识形态的神话，去创建时代的共同想象关系，他们的写作只关注个体经验，表达个体的生命欲求。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不太容易被纳入主导文化，现在因为开始出现了自由撰稿人，这些人的符号资本开始具有了独立性，他们依附于经济资本就可以生存。实际的情况也许与此有关：即旧有的符号资本体系依附于政治资本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现有的符号资本如果要保值的话，就不再可能给新的符号生产者发放资本。于是，这些所谓崛起的“新锐们”，在某一次规模宏大的仪式上( 可能是1996 年12 月) 给予了部分象征性的命名。随后，这些“新锐们”就散落在各地，他们以边缘人姿态自鸣得意。朱文曾经在小说《弟弟的演奏》中描述过他们这代作家的写作动机和精神状态：

　　……我了解自己，我清楚自己正在干的这种事情，我有能力对这一切负起责任来……我非常尊敬我的前辈，那些历尽磨难的老作家们，他们对钱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没能写出什么东西。再看看稍后一些的作家，他们终于尝到一点金钱和女人的甜头了，但是谈起来要么扭扭捏捏，要么装腔作势，所以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们能干出什么像样的事情来。但是再后来就不一样了，一伙贪婪无比的家伙双眼通红地从各个角落里冲了出来，东砸西抢，骂骂咧咧。他们是为金钱而写作的，他们是为女人而写作的，所以他们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但是其中若干角色支撑不了多少时间就筋疲力尽了，谁也帮不了他们。……

　　尽管这是小说中的描写，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异类们”对他们的文学立场所作的一种挑衅式的表达。这种姿态和立场显然是揉合了非非派的达达主义行为和王朔式的反精英主义姿态。“异类们”在文化上确实与“新时期”没有紧密的联系，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并非毕业于大学中文系，他们对人文学科的传统知识并不很以为然，也不考虑文学史的前提。这就使他们的写作完全定位于个体经验，面对市场，以写作为生。他们当然不可能像生存于体制内的作家那样，承担起建构历史神话与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重大使命。他们像是文学史上孤零零的群落，他们的符号价值无从界定，也无人界定，他们成为自己制作的符号系统的界定者。这使他们必然要以异端的形式出现，他们以非法闯入者的身份来获取新的合法性。正如皮尔·布迪尔在论及异端性话语与正统权威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通过公开宣称同通常秩序的决裂，异端性话语不仅必须生产出一种新的常识，并且还要把它同一个完整的群体从前所具有的某些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或遭到压抑的实践和体验事例在一起，通过公开的表达和集体的承认，赋予这种常识以合法性。”1 这些被放逐的亚文化群体，也正是以与制度化生存对立的姿态才能迅速获得象征资本，这就像当年法国巴黎的一群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以他们的特殊的异类姿态与上流社会作对，鼓吹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观念，从而迅速建立他们的象征资本。再或者如当年美国“垮掉的一代”所扮演的归来的浪放者的角色。同样的情形在不同的布景前面再度上演。朱文宣称的“本质性写作”，在韩东的进一步描述中，他们的写作与那种“在自我麻醉的状态中逐渐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写作根本不同，他们所表明的写作，“则是对现有的文学秩序和写作环境抱有天然的不信任和警惕的态度，它认为真实、艺术和创造是最为紧迫的事……写作应成为一件有其精神价值的事，为了这一目的与环境的对峙中绝不退缩避让……。”总之，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有理想热忱有自身必要性的真正写作。”2 这种态度难能可贵，但并不是文学史上的发明创造，这不过是西方现代派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套话而已。但从当代中国作家的口中说出，却有不寻常的力量。

　　某种意义上，朱文们的“复数”形式也显得非常可疑，他们实际并不构成一个真实的群体，如果说有同伙的话，可能只有朱文和韩东是一对搭档。尽管从理论上也未尝不可把他们划入“晚生代”群体，但他们两个人与团伙实际上貌合神离。他们的“个人性”即使没有走火入魔，也差不多登峰造极。他们不能忍受任何集体性的存在方式，他们的思想显然不是引领大众的精英主义，而是离群索居的“异类”。“异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显然陷入矛盾状况，他们不愿意忍受柏林式的“消极自由”3 而试图以个人的姿态来创建一种已经趋于消失的异类文化。不管如何，在这样的时代，激进的个人化姿态，给沉寂的文坛注入了一些活力，也不无殉难者的英勇。

　　本质性写作：有限的革命

　　90 年代以来，我们使用过各种概念术语去描述这些急于出人头地的家伙，诸如“新生代”、“晚生代”以及“60 年代出生”等等，但这些概念主要还是在现有的经典文学史的框架中来讨论他们的意义，如何更多地关注他们的写作的根本差异性，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并且，像朱文和韩东显然不能满意这种群体划分。当然，这些自诩为“断裂”且独树一帜的职业写手们，与经典文学的距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大；但他们也试图在经典文学庞大的秩序之外开创自己的道路。应该看到，“异类们”并不是简单地宣称断裂，并不只是依据历史的力量，而且同时也从他们自身的符号体系中确定依据。确实，朱文们的写作已经难以引起轰动，也不再能引起文学史语境内的对话欲望，但他们的写作表明了文学的另类存在，表明另类的文学存在。本文无法详尽地去分析“异类们”的那些具体的断裂环节，但毋庸置疑他们努力在制作一种新型的文本。他们公开宣称的“本质性写作”，在理论上并不明晰，我倾向于把他们所宣称的“本质性写作”理解为“片面性写作”，即他们致力于表现生活的“片面性”。这些片面性反映在被扭曲的片面生活情境；某种偏执片面的人物性格；向片面激化的生存矛盾；片面的美学趣味等等。他们的创作实践其根本区别未必在于形式方面，而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学史定位或处在不同的文学场所(field) ，根本不同的叙事主体立场(position) ，根本不同的美学趣味嗜好(hobbies) 。

　　朱文自信、偏激，带着强烈的反叛欲望走上文坛，这种欲望也可以说是理想和勇气。朱文的反叛是彻底的，他的写作可以直接面对当代生活任何的禁区( 当然除了政治) ，他的小说可以和当代生活糟粕同歌共舞却始终生气勃勃。没有人像他这样对一种歪歪扭扭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充满了不懈的观察力。这就是朱文。他能抓住当代毫无诗意的日常性生活随意进行敲打，任何一个无聊的生活侧面，总是被左右端详，弄得颠三倒四，莫明其妙，直到妙趣横生。

　　朱文最富有争议的作品大概是《我爱美元》。这篇小说的标题耸人听闻，这与中国社会标榜的价值观明显对立但这就是朱文的方式，毫不掩饰。既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掩盖中国社会实际的现实。实际上，这篇小说充满了挑战性，它完全站到现行的一切价值观的对立面，把生活所有的面具都撕毁，我们的文明业已建立的秩序、规范和修辞，在这里都受到拷问。没有人像朱文这样直接地对现行的生活发问，毫不留情，无所顾忌。这篇小说像朱文所有的小说一样，其叙事依然有明晰的时间线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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