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起来，《弟弟的演奏》(1996) 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篇长达110 页的中篇小说，实则是一部小长篇，写一所工科大学的同一个宿舍里的一群青年学生的故事，对青春期的骚动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对青年文化作了如此详尽的反映。80 年代中期曾经有过现代派，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相形之下，后者则不过是一些温文尔雅的古典浪漫主义而已。这个在大学宿舍里发生的故事还是多少能看到《你别无选择》的影子，但这些家伙没有在精神领域去表现个性，而是回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回到了他们的肉体。生活完全被搞得颠三倒四。这些人根本不好好念书，他们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绰号，南方以北、纽约等等。南方以北东溜西窜，游手好闲；周建则永远考不及格；建新一天到晚睡在他的蚊帐里，他显得孤高超然，是唯一一个对女性不感兴趣的人，但最后被揭穿他患了阳萎；来自北京的纽约不甘寂寞，先是声称他要吃屎，后来却成了一次反对黑人的学潮的幕后策划者；海门是个低三下四让人踢屁股的倒霉蛋；老五则是一个刑满释放后的拙劣的小商人；而叙述人“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天天在女生宿舍过夜，写诗，办诗刊，见到女人就想入非非。这些人显然没有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没有自尊，也不表现自我与个性，这些人完全凭本能生活，随波逐流，就是写诗也不过是无所事事追赶时髦，闹学潮游行则不过是“像洒水车一样把折磨我们的那几毫升精液全都纷纷扬扬地洒在这个城市的大街上”。

　　这是一群比王朔当年的痞子还要痞子的痞子。王朔的痞子经常还和女人来点纯情，不过偶尔才光着脊梁，朱文们这一群则是成天只有本能，完全靠着力比多进行他们的生活。没有人像朱文这样把一代青年( 大学生) 如此地步地表述，迄今为止任何中国文学标榜写作“小人物”的作品都会给“小人物”留有余地，他们总有某一方面的品质值得肯定，但朱文的小人物没有，就像小说中一再声称的那样：“这些杂种”。

　　文学越来越不具有反映现实的功能，也越来越不具有教化社会的功能。对于朱文这一代作家来说，写作就是一种象征行动，用这种象征行动表达他们对生活和社会的看法。我们可以同意有一类作品是现实的反映，同样，我们也要容忍有一种文学就是以特殊的方式或者曲折的方式表现现实。而且在现时代，文学需要更大程度地借助夸张、荒诞、变形，以此来获取表现生活的快感。我们想，朱文的写作正属于这一种。朱文追求“本质的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直接面对本质，不加掩饰，不留余地。他的本质就是性，至少他理解青年人的生活的本质就是“性”——不一定是生活的全部的内容，但是最根本的或最本质的内容。朱文抓住这个要点，来看青年人的生活。看看被力比多驱使的青年人，看看被力比多搞得不伦不类的青年人，从这里，朱文撕开了青年人生活的面具，看到他们面对自我本质时的种种表现( 表演) 。

　　也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模仿，一种戏仿，只不过有些人模仿高雅的生活，有些人模仿低劣的生活，朱文的人物则乐于以最轻松的方式生活自己的生活。小说叙事就像后现代的舞台剧一样，每一个生活行为都成了戏仿，都充满戏剧性。朱文叙述的力量就在于他把这些无聊的生活叙述得生气勃勃，每一个环节都是反常规的，都以一连串的极端行为来推进。总之，各种恶作剧充满了这个宿舍，随时随地从这些人的嘴里、手上、脚上发出。它们无耻却生动，荒谬却快活。

　　朱文的小说，特别是《弟弟的演奏》是很难用理论加以概括的作品，它需要阅读，每一页都肯定生动有趣。那些描写并不具有多么严重的色情意味，但却是对性禁忌的尖锐挑战。统观朱文的小说，没有露骨的性描写，但却无不充满性意识，说到底，朱文不是在呈现性，而是在撕破这个东西( 这是他与贾平凹的描写相区别之处) 。说到底，朱文写作性，不过以此作为他的小说叙事的支点。

　　以性作为支点的作品是朱文最尖锐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朱文大多数的作品却并不是聚焦于性，他关注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在那些最平庸的生活环节中找到趣味。这是朱文非同凡响之处。《到大厂到底有多远》是朱文小说中司空见惯的那种，就连坐一趟公共汽车他也能把这个过程写得有声有色，邻坐的不断吃橘子的姑娘，站着的一位女人，神经质或发酒疯的丈夫，如此而已，这些毫无生气的事实，却可以见出朱文叙述的能动性，并且对生活进行锐利的评判。敢于扭住那些生活的痛处，不断敲打，并且有能力对那些怪异的生活事实进行评判，这就是朱文的力量所在。

　　韩东多年来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异类人物，他的写作总是以反常规来显示出他的挑战性。早年的《关于大雁塔》等于是给狂热的现代史诗浇了一盆冷水，随后韩东把主要精力投向小说。他开始的小说写作不能说很成功，那些作品也试图以“关于大雁塔”的思想角度出发，去描述没有内在性的生活过程，这些过程过于散文化，没有展现出叙事的力量。直到《双拐李》、《杨惠燕》、《在码头》这几篇小说，韩东的小说叙事才显示出特殊的力量。韩东的小说叙事实际遵循时间框架，他习惯在既定的时间顺序中来展示某种生活或某个事件的全过程。通过把人物的性格心理加以片面化的处理，那种扭曲的快感从叙事的各个戏剧性的关节不断涌溢而出，韩东的小说由此展现出荒诞的诗意。《双拐李》讲述一个独居的拐子与单身女房客的故事，人物的狭窄心理与卑琐的欲望，在叙事中形成动力机制。双拐李对女性怀有强烈的欲念，但他设想把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结合的方式，与女房客建立某种暧昧的然而也只是想象的关系。人物的生活情境被扭曲之后，这些片面的人构成片面的联系和冲突形式，各种奇形怪状的趣味也就自然产生。一个拐子房东和从事风尘职业的单身女房客，这本身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场景，这给韩东捕捉那些变了味和变了质的趣味，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码头》写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年在一个渡船码头惹事生非，与地痞和警察发生纠葛。过程和细节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生气勃勃而富有喜剧感，每一个环节都以多种可能性的方式推进，并且使人物始终处在戏剧性突变的状态。人性的恶劣，乖戾的心态，对权力的屈从，这些都被表现得相当出色。韩东的小说叙事虽然有些有意扭曲人物性格，人物的遭遇也有些刻意推向极端，但韩东的叙述从容不迫，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松散的状态，依靠对生活的那些错位环节反复刻划，磨砺得有棱有角，而且情节和细节的处理都强化了戏剧性效果，使之变得富有张力。韩东所有的叙事都聚焦于人性的弱点与生存困境冲突上，人总是以它的弱点抵抗困境，这就使这种抵抗的情境具有了后悲剧的荒诞诗意。总之，对人类的那些根本的困境的揭示，显示出小说叙事的内在力量。

　　有必要指出的是，继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之后，朱文韩东们也不可能在形式方面作出更多的变革。事实上，形式主义策略已经不重要，也很难有实际作为，他们在艺术上的理想追求，既不可能有更多的颠覆意义，也不会有更大的开创性。事实上，他们的小说叙事更倾向于常规小说，例如，有明晰的时间线索，人物形象也相当鲜明，情节细节的处理也很富有逻辑性。他们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已经有限了，这不是说他们缺乏独创性，而是小说这种形式所能开掘的资源已经接近于枯竭，以至于60 年代苏珊·桑塔格等人，宣称小说已经死亡——传统小说的那些形式技巧已经耗尽了可能性。朱文韩东能开拓一片独特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方式和他们叙事视点别具一格，从而对生活的局部具有独到的穿透力。事实上，他们的“本质性写作”的真实含义在于反本质主义式的叙事，他们正是拆除了生活原有的本质意义，把生活最无意义的环节作为叙事的核心，在没有历史压力的语境中，来审视个人的无本质的存在。他们的叙事整体上是历史解体的产物。正如我数年前在一本书里说的那样，文学史留给后人的不过是“剩余的想象”。因而，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断裂”已经不可能预示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只能是个人抵御平庸化的一块暂时的飞地。

　　朱文与韩东在叙事文学方面显示出的异类色彩，不过是多年来郁积的诗歌方面的异类文化在小说方面的偶然转化而已。中国的新生代诗人( 或称第三代诗人，他们大约是指“他们”、“汉诗”、“非非”等等) 以异类文化的形式存在，这并不是指他们的政治身份，实际上，这些人最缺乏政治素养。他们是一群纯粹的迷狂的语词吞吐者，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与既定的秩序大相径庭。在《第三代诗人》的创刊号序言上，他们自称为“早熟的向日葵”，诗人钟明曾描述道：“恋爱，逃课，倾诉，喝汽水，开会，朗诵，漫长地写信，比赛谁敢跳楼，把恋爱游戏中的自我牺牲，称作‘洪堡的礼物’。但有一点区别十分重要，那就是，他们不再把文学当作唯一的追求，至少是今后唯一高尚的职业，而只是一只要使一代承担起‘复兴民族重托’的号角。最后，这只号角，把许多人吹进了茫茫的商海，同时，也吹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朦胧派的崇高感，在他们那里，逐步转换成了平凡和责任或不负任何责任。”朱文韩东原来就属于第三代诗人群落，后来转向写小说，但精神上属于第三代诗人。虽然朱文韩东的个人行为规范以及文学态度，要严肃得多，但他们在文化上的自我定位是非边缘性的，非制度化的。事实上，第三代诗人在90 年代也产生严重分化，海子等诗人的相继自杀，一度唤起这代诗人对神性和终极价值的眺望。我之所以使用眺望，是指他们的关怀是象征性的，而非实际行动。随着那些自杀事件的淡化，人们又凭着历史惯性，开始我行我素。但我们注意到，第三代诗人确实是分化出一批诗人强调形而上精神价值，或以语言修辞来应对意识形态，他们转向了更温和的精神的和语言的修辞学领域。看上去激烈的朱文韩东，实际上可能是第三代诗人中比较温和的务实派。他们对文学写作还抱有严肃的态度，可能是过于严肃绝对的态度，蔑视制度化体系，对其他团伙不屑不顾等等。不能说他们身上没有第三代的流风余韵，但第三代的精神和习气还是被他们加以创造性转化了。除了他们的行为多少有点自以为是而令人不快外，看不出他们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什么威胁，相反他们的写作对日趋平庸化的文坛，也不失一剂猛药。

　　朱文与韩东不过是作为异类文化的代表而显得引人注目，事实上，年轻一代作家越来越多的人是处在体制外的状态中写作。这主要是指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的写作与社会的联系方式。尽管制度化体系无处不在，但由于机制的不够灵敏，他们还远远不能关注，因而也不能把他们纳入总体性制度的规范体系内，而这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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