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显示出马克思的思想达到的新高度，这是他多年思考、探索的结果，也是一个艰难的剥离与建构过程的完成。本文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对这一著作撰写之前马克思思想的演变给予了新的梳理。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两个转变”的诠解框架与批判模式提出质疑，然后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近十年复杂的思想纠葛、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从深受影响到发生歧见一直到最后决裂的关键环节，特别是以马克思十部文本的写作勾勒出他的思想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水准、走上独立化发展道路之前所经历的艰辛过程。研究这一思想进程对于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进而把握马克思哲学复杂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传承/决裂/重构

【正 文】

    四、剥离与重构：十部文本所昭示的思想进程

    (一)“克罗茨纳赫笔记”：历史对于理解现实的意义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他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研读了所能获得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著作，并按习惯做了五本详细的笔记。上述著述的作者除了政治学领域的古典作家，如孟德斯鸠、卢梭、沙多勃利昂、麦捷尔和马基雅维利等外，大量的是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路德维希·兰克、哈密顿、施米特、林加尔特、盖尔、瓦克斯穆特等。著述的内容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和美国的历史，时间则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涉及二千五百多年世界史的演变。马克思的笔记分为三组相对独立的内容：第一组是关于所有制的产生和不同时代(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形式，以及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第二组以“等级差别”、“贵族”、“关于特权的产生”、“特权的融合”、“市民等级”为标记，主要是研究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特权、等级特权的性质，以及封建等级向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的过渡等方面的材料。第三组论述的则是国家与法的问题，即立法权与行政权、同专制主义形成相联系的官僚机构及其产生、官员与国王权力间的相互关系、国王的特权、代议制和人民主权等问题。这些关于国家与法的问题是马克思当时思考的中心。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有制、阶级和国家关系的探究
    在占有广博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以上三组内容——所有制、阶级和国家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843年夏天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这本书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一书的第261—313节的全面性分析和批判。黑格尔在这些章节中，主要讲述了国家法，其中包括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等内容。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同现实的尖锐矛盾，这一工作为其深入社会基础本身的批判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之后，一定要“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1] (P344)，即进一步深入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主要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用思辨模式建立起来的，他把国家看作是自在自为的最高理性的本质，这样，私人利益体系(家庭和市民社会)和普遍利益体系(国家)就处于一种颠倒状态，即不是由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由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再颠倒，这包含双重意义，其一是对现实事物与理念、逻辑关系的颠倒；其二是对国家和市民社会本身关系的颠倒。马克思所从事的多方面的理论工作(哲学、历史、政治)，也为他再次投入新的实践准备好了条件。

    (三)《1843年通信》：“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前往巴黎。先与卢格一起创办了德文杂志《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其中刊载的《1843年通信》、《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体现。《1843年通信》指的是马克思同卢格等围绕年鉴筹备工作交换意见时所写的八封信。马克思在信中对德国1841年至1843年初的政治状况进行了理论概括，他把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称为“政治动物”的“庸人世界”[1] (P410)，深信专制制度所扮演的闹剧必然要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1] (P408)。针对卢格等人教条式地接受现有的哲学理论的做法，马克思把哲学的任务同政治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1] (P417—418、416、418)

    (四)《论犹太人问题》：单个问题(宗教)上的论战和厘清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正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的当代的自我阐明”，在其思想进程上，则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的深化和发展。《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是马克思1843年秋天开始写作，到巴黎后完成的。主要内容是就布鲁诺·鲍威尔的两部著作《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获得自由的能力》同他展开论战。鲍威尔把犹太人解放归结为宗教解放，而又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马克思则发挥了国家公民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决定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分离的观点，论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实际上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马克思还从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入手，深入地揭示了宗教的世俗基础，把对宗教的批判引入到政治的批判和对政治解放局限性的揭露。马克思指出，国家和宗教的关系不是哲学和神学的抽象，而是组成国家的人民同宗教的具体关系。当马克思把宗教归于它的世俗基础，并用世俗本身的分裂来说明其根源时，他已指出市民社会是利己主义领域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马克思在这里引出了更为深入的问题，即犹太人的解放就是克服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异化、市民社会自身异化的一种形式。但是，既然政治解放不仅不能实现这一任务，而且恰好是政治解放才使异化实现和普遍化，所以犹太人的解放最终便要越出政治解放的范围，提高到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即对犹太人原则普遍化的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改造。这样，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关系就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 (P443)

    (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依靠力量
    如果说人类解放是人的全部生命力的解放，它不仅要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而且还要消除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么，实现这一解放的实际前提和动力是什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探讨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把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向德国制度开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绝对命令”。马克思指出，这种彻底的革命，除了需要彻底的理论外，还需要“物质基础”。因为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马克思分析了当时德国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寄希望于德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 (P10、11、15)

    (六)“巴黎笔记”：把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
    《德法年鉴》于1844年2月创刊，但只出版了一期便停刊了，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与卢格在办刊思路方面出现了原则性分歧。这样，马克思又回到书斋，开始新的思考和探索。这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隐藏着人类关系的根本问题，只有走出哲学，进入政治经济学，把对“副本”的批判，推进到对“原本”的批判，才有可能创立全新的哲学。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从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开始，经过斯密和李嘉图，最后到萨伊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大转折。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先后仔细阅读了布阿吉尔贝尔的《德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和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舒耳茨的《生产的运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十五位作者的十九部经济学著作，做了许多摘录和笔记，写了许多批评性的评论。其中，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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