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甄别
《神圣家族》发表后不久，马克思又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写出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了社会有机体系统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李斯特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研究的唯一对象的错误，强调财富是由生产力所生产的，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与此同时，他却表现出对价值理论不应有的轻视。在研究生产力时，错误地把宗教、政权、司法等都包括在生产力之内，并使之神秘化，进而在肯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认为精神也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吸取李斯特的合理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他把生产力神秘化的错误，指出“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4] (P261)这就是说，生产力并不神秘，实质上它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造自然界的人力和物力，是现实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还指出，如果把生产力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它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他说：“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4] (P257)即不能混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和自由人的社会劳动即理想的生产，又不能脱离工业所处的环境来谈论工业，把它与存在于工业中的生产力混为一谈。

    (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费尔巴哈哲学实现彻底剥离
    人的问题和实践问题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活动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到1845年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标志是对费尔巴哈由赞扬转为批判。这表明马克思离开这个“中间环节”，走向全面阐发自己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阶段。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是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实践观和完善了人学学说，从而与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彻底剥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与《神圣家族》密切相关。《神圣家族》曾试图从总体上评价法国的启蒙运动及其反对现存政治制度、反对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同时从思想史上对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德国思辨哲学作出评价。在马克思看来，通过揭示自爱尔维修以来的唯物主义同从巴贝夫直到欧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就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观念在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那里已经存在了。然而，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唯物主义批判是让德国哲学家学会理解法国唯物主义的必要前提。正是这一考虑使马克思产生了一个计划，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毋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5] (P29)。很显然，《神圣家族》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计划，因为它对作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的清理，过多地叙述了法国唯物主义，而对同属于这一谱系的费尔巴哈哲学则剖析得非常不够，这是一个缺憾。此外，在当时德国的社会思潮里，同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别的鲍威尔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也是需要甄别清楚的，《神圣家族》着眼于、用力在前者身上，对后者的论述就理应成为《神圣家族》的后续工作。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真的梳理和深刻的剖析使马克思的思想进一步与青年黑格尔派剥离开来。他认为，迄今为止的哲学史上，可归属旧唯物主义一类的“纯粹”唯物主义“敌视人”，坚持“客体至上”原则，“直观”唯物主义又把“抽象的人”引为哲学研究对象，坚持的是“自然至上”原则；而属于唯心主义的客观唯心论者以形形色色的名目譬如“自在之物”、“绝对同一”、“绝对理念”来推崇“理性”，主观唯心主义者则膨胀“自我”：它们都不可能达到对哲学研究对象正确而科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作为研究中心与关注重点，避免了片面性与极端性，这里暗含的意味在于，对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来说，纯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保存着，但它认定“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 (P178)；但它也不能认同脱离客观现实的“理性原则”与不受客观制约的“自我意识”。只有在“实践”这个关节点上以上的谜团才能得以解开。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哲学知识；而实践本质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展开的活动，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坚决排除把一切与社会实践无关、超人类的哲学家的自由构想作为自己哲学的对象与内容。这既使它与完全靠思辨建立体系的旧哲学区别开来，又为其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与根基，堪称哲学观上的重大变革。
    首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由僵持于本原问题上两极抽象对立的还原论向以实践关系为基础的辩证解决转变。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过去在以“哲学的方式”观照世界时，都对形形色色的现象作了孤立的极度抽象，抽象的结果是一致的，即认为世界万物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一类是意识；在此基础上它们又做了二度抽象，或者把物质还原为意识，认为意识产生了物质(唯心主义)，或者把意识还原为物质，认为物质产生了意识(旧唯物主义)。其实这二度抽象本身是一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臆想。只有以实践关系为基础，才能辩证地理解二者的关系，并且探究清楚二者联系的具体过程与环节。恩格斯后来曾把是否与实践相结合、怎样相结合作为哲学思维方式演进的重要标志：古代朴素辩证法与简单而“粗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种笼统的、思辨的思维方法；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尽管与科学实验活动的某些方面相关联，却不懂得实践方式的多样性、社会性，因而形成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则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其次，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哲学也由静态的逻辑架构、封闭的言语系统向动态的内容更迭与开放的结构递换转变。以往的哲学体系建构的路向一般是：先确立哲学观原则，循此选择核心概念与判断，进而进行推论。这是一些静态的逻辑体系，尔后的全部实践发展的成果，只是不断地作为证明已有结论的注解。比如，旧唯物主义坚持客观性原则，在建构体系时就从物质出发，由物质的发展规范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以反映原则来确定认识发展，从“物质”出发说明“实践”；而唯心主义坚持主观性原则，在建构体系时就从“理念”或“自我”出发，由“理念”或“自我”的发展来规范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并以此说明“实践”。与它们不同，实践唯物主义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则是一种不断生成、不断倾听实践的呼声，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更自身形式的过程，从实践出发说明物质。对社会与人类说明的程度也取决于人类实践已达到的范围、程度和格局状况，实践格局的时代性转换意味着新的哲学结构的更迭。
    再次，哲学史的独特意义也得到了深刻揭示。作为一个有突破性创造的新世界观体系，实践唯物主义对以往的哲学史给予了令人信服的梳理、概括、评价与诠释，它在吸取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哲学史研究方法做了重要革新，并以历程梳理与个案评说的实绩拓展了哲学史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通过哲学史与宗教史、科学史的比较，来估价哲学史研究对于哲学理论建构与思维能力培养的作用，表达了一种自觉的哲学史意识。根据他们的论述，哲学史之于哲学理论的作用至少可以概括为：研究哲学史是理解现存哲学的重要环节；哲学史资料是哲学理论创立的基本前提；学习哲学史是培养和锻炼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最后，哲学家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P57)。这就是说，单纯的学者还够不上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修养，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在实践中抽象理论又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孜孜感叹个人生命体验的人也够不上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必须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与前景，倾听大众的呼声和面对大众发言；耽耽于理解现存世界的自娱文人也够不上哲学家，对哲学家来说，他必须把改变世界、使人类趋向美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自视甚高、对其他学科颐指气使的“祖师爷”也不是哲学家，对哲学来说，“科学之科学”的辉煌已成为过去的梦幻，只能从宏观上给予方法论指导与形而上的启迪，而不能代替实际操作与具体研究……一句话，哲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但却是独特的一分子。
    至此，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谱系中，费尔巴哈这个最重要的难题得到了解决。而把这一派别的重要成员的思想集合起来，包括当时盛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一起进行批判，进而详细地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体系，就成为马克思下一步工作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已经成为马克思这种理论批判和思想建构工作合乎逻辑而又呼之欲出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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