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具使用的时代，这时因为科技不发达，人们只可以石头制造简单的工具。而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对石器的研制也在不断改进。]经济文化落后于地中海和非洲。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在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过的石斧，远远早于欧洲手斧的使用时期，也就纠正了西方学者的定论。再比如，发现于陕西咸阳等地的秦诏版，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注: 南北朝时，各国度量衡的标准不一，如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古斗指王莽时所定的标准)，一斤等于古二斤；北周则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斤仅多二两；南齐则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诏书，作为秦王嬴政[注: 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帝（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战国末期秦国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统一六国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经济制度的实物例证，确证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注: 基本资料 我国度量衡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和标准，记载不一。据史书称，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五个量；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辰、]的历史贡献。还比如，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作为我国历史上一家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鲜活而真实地折射了清朝中后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经济形态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尤其是日升昌票号所执著地坚持着的经营理念，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亮。

　　政治价值

　　文物的政治价值涉及面很广，比如政治体制、政治沿革的脉络；民族交融、宗教演变的史实；领土领海、疆域王权的实证等等。不少文物由于其作为直至今日所能见到的很少的、甚至唯一的携带准确而真实的重大史实信息的历史遗存，而具有无法估量的政治价值。

　　我国现存的长安、洛阳等古代都城遗址，大明宫等古代宫殿遗址，以及故宫、直隶总督府、霍州署衙、平遥县衙等旧址，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网络体系。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战国秦简，包括官吏任免、徭役征发、军爵赏赐以及大量法律文书，较为清晰地展示出那个时代的政治运行状况。在西藏地区保存的元明以来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以及清代认定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贲巴瓶和签牌，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及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文物，毋庸置疑地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水下文物的考证，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宣示了中国的神圣的海洋主权。

　　文化价值

　　文物是文化，是历史，是活化石，向人们揭示着人类从洪荒走向文明的足迹，展示了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生产、生活、娱乐、信仰的特色。因此，文物的文化价值可以从文化的各个层面体现出来，其最主要的有：

　　一是器物。文化的第一层面是器物。用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可称之为要素层面。无论是可移动文物，还是不可移动文物，绝大多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她的形制，直观地展示出当时的文明印记。比如元代青花瓷器、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鎏金佛像、明晚期的黄花梨木家具、清代的宫廷玉器等器物，都以其精美的造型反映了当时的文化。

　　二是秩序。文化的第二层面是秩序，也可称之为结构层面。文化的要素是点和结，文化的秩序是脉和络。文物不仅以实物的形制揭示出各个历史时代文化的组成要素，而且以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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