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献爱护有加，他们期望通过展览激发社会各界热爱乡土之情，建设文化之志，因此在征集之初，便将宗旨晓谕众人，手续十分完善。如浙江文献展览会不但制定了“征集展览品办法”、“收发及保管规则”、“管理规则”、“参观须知”等条例，而且出于“周密与便利起见”，还成立各地征品分会。完善的征求手续，保障了地方文献征集的数量和质量，征集成果十分丰硕。浙江文献展览会陈列品二万余件，尚有拓本在孤山分馆陈列；吴中文献展览会陈列的4159件展品，除少数为公立图书馆所藏，绝大多数为私人收藏品，展览会已经开幕，但应征出品，尚源源而来；上海文献展览会征集出品一万件以上，布置就绪，因限于场位，故须分批陈列；广东文物展览会共征得出品两千余件，其中在展览会场有编号的文献为1812件。
“凡先民手泽之所留，皆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之所寄。允宜及时采集，共策保存，一以表文献之菁华，一以动群伦之观感”（叶恭绰《广东文物展览会缘起》）。近代文献展览会的召开，适值日本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全面侵华之际，国内形势动荡不安，有识之士认为民众对于地方文献的赤诚之心可鉴，为此，他们精心布置，及时开幕，观众如潮而来，展览收到了比预期还要好的效果。其中，浙江文献展览会共设12个展室，展期18天，参观者几达8万人，且颇多自京、平、沪各地特行来杭参观者；吴中文献展览会于1937年2月19日在苏州可园开幕，展览共分14室，至3月1日闭幕。来自当地和外地的参观者有数万人；上海文献展览会共有8个陈列室，每日参观人数，平均皆在二千人左右，除本市及十县人士外，苏、杭各地远道来观者，亦复不少，有连续参观至五六次者；广东文物展览会开幕前，组委会先后召开了6次筹备会，因为战乱，展览会只好租借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作为会场，于194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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