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献展览会召开期间与其后，主办方一直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为便于参观，他们将征集而来的地方文献率先编制目录，于展览期间发放。如吴中文献展览会在展览会开幕前对所有征到的文献进行登记编录，这份目录既为参观者提供了指南，也为后来编制专目提供了参考；广东文物展览会开幕前，各位干事在开幕前编好《广东文物展览会出品目录》，给观众以很好的指南；浙江文献展览会对于地方文献编目最为详尽，每位参观者人手一本《参观指南》，会后另编三目：《展览目录》、《展览图录》和《展览文献之分品提要》。围绕“发扬文化，推进学术”这一目标，各展会出版了多种相关的学术专刊，一方面介绍文献展览会的成就，另一方面则阐扬地方文化。如浙江文献展览会展览期间，主办方在《大公报》刊载“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是年12月编辑出版了《浙江文献展览会专载》（载《文澜学报》第三、四合期）以及《浙江文献特辑》（载《国风》第九、十合期）；吴中文献展览会后不久，即编辑出版《吴中文献展览会特刊》；上海文献展览会后，主办者编印《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广东文物展览会后编辑有专刊《广东文物》三大册。这些专刊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是研究近代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上海文献展览会后第二天，主办各方人员共同讨论拟选印《苏松太丛书》，但不久上海沦陷，此事遂罢；广东文物展览会后，主办方中国文化协进会随即着手编辑出版《广东丛书》，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承印，但前后只刊印了3集，就因香港沦陷而搁浅。

    自古以来，胜利者对失败者所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这和“掊其国家”有同等的重大意义。近代展览会召开之际，泱泱中华惨遭倭寇凌夷，有识之士有感于地方文献在发扬文化，眷念旧邦方面的作用，因而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不致被战火焚烧及侵略者掠夺。其中，浙江文献展览会的组织者之一陈训慈和吴中文献展览会组织者蒋吟秋皆有实际行动，历经[注: 历经 拼音： 解释： 经历；多次经过：～劫难ㄧ小庙～百余年的风雨剥蚀，已残破不堪。-lijing]艰险，保护地方文献。

    “一国之盛衰强弱，不徒以兵力财力为断，往往取决于文化程度之高下深浅广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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