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注: 清朝-清朝（公元1636年～1912年，一说1616年建立，1644年起为全国性政权），又称大清，简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
这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论及“国学”最多的一篇文献，“国学”一词出现了六遍。信中所说“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进一步说明国学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异乎寻常的重要。接着，毛泽东陈述了重要的原因：“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国学不仅范围广，意义深，而且国学常识是“顾吾人所最急者”，因为它关系到“何苦而为中华民”的大问题，也就是做中国人的资格问题。然后，说到学习国学的途径，推荐了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编纂的古文选读本《经史百家杂钞》，因为“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接着谈到了国学文献的阅读方法：“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毛泽东还把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与自己老师黎锦熙的教导进行了比较：“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接着又说了国学的价值：“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下面又将曾国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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