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加以对比：“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指出《古文辞类纂》偏重选文的文采，而《经史百家杂钞》则兼顾了道义与文采。然后，又用现代术语概括了学习方法：“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并且推而广之：“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从下文“吾闻之，甚有警焉”的话来看，这种用现代术语概括的学习方法似乎是黎锦熙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生的教导。
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还批评了读书不能会通的现象：“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注: 举人是本谓被荐举之人。汉代取士，无考试之法，朝廷令郡国守相荐举贤才，因以“举人”称所举之人。唐、宋时有进士科，凡应科目经有司贡举者，通谓之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其[注: 不其（jī）古县名，西汉置，因山为名。治所在今山东崂山县西北。北齐废。]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之（士），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看来，毛泽东对学习国学的要求是：应该会通古今，打通中外，精专与广博互补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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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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