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眚。用行师，终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卦·上六》）；重视民众在战争活动中的作用，“众允，悔亡”（《晋卦·六三》）；“观我生，进，退”（《观卦·六三》）；强调考虑与较量双方力量，在此基础上作出攻守的抉择：“晋其角，维用伐邑”（《晋卦·上九》）；提倡战术上巧妙利用地形，引诱敌人加以伏击，“需于泥，致寇至”（《需卦·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卦·九三》）；“军，左次，无咎”（《师卦·六四》）；讲求师出有名，主张积极防御，“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卦·九三》）。这些内容显示，《周易》的确是一部富有深刻军事思想的古老著作，它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弥足珍贵。无怪乎宋代王应麟[注: 王应麟，现任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专家；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学会理事。从事中医儿科、科研、教学工作40年。]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要这么说：“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矣。”
其他像《周礼》、《尚书》、“古司马兵法”门下的《军政》、《军志》同样对军事问题提出了理性的认识。如《周礼·夏官·大司马》关于战争目的的论述就非常深刻，它主张从事战争的出发点是征讨不义，所谓正邦国的“九伐之法”便是这一观念的具体注脚，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会之以发禁者九”（“九伐之法”的内容，也见于今本《司马法·仁本》）。这样既肯定了征伐的必要性，又防止了穷兵黩武的行径，实为“重战”与“慎战”并重的正确观念。
又如《军志》重视辩证看待和处理战争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强调吊民伐罪，德主兵辅，“有德者不可敌”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主张在战争中知彼知己，适可而止，“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这些均反映了“古司马兵法”在兵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
再如“古司马兵法”、《尚书》均提倡运用大方阵战法，“成列而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逐奔不远，纵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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