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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远：文人的脊梁在清朝折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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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22 12:09: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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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驱赶出北京的慈禧，也都曾经是兢兢业业、夜以继日。
反观明朝，虽然太祖、太宗（成祖）有不少善绩可陈，但洪武、永乐间的严刑峻法、草菅人命却令史臣在进行掩饰时左右为难。其后继者，或者善于作秀而并无多少雄才大略（如宣宗），或者视皇帝为儿戏却不干正经事（如武宗、熹宗），或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梦想做“英主”（如英宗、思宗），或者上朝听政如木偶于国家大事[注: 国家大事 拼音： 解释： 【词目】 国家大事 【读音】 guó jiā dà shì 【释义】 大事：重大事情。]一窍不通（如宪宗、孝宗、穆宗），或者干脆不视朝不见大臣却自以为“乾纲独揽”（如世宗、神宗）。侍候这样的皇帝，明朝的大臣们只得在无奈之中津津乐道于“垂拱而治”。宦官参政专权，虽然不像唐朝那样可以废立皇帝，但至少可以进退大臣。大学士和言官们的大量时间及精力耗在了劝导和阻止皇帝及宦官们对国家事务的“破坏”，但皇帝和宦官却认为干坏事的不仅仅是他们，被认为糊涂透顶的武宗却说出了十分清醒的话：文官中好人仅有三四，坏人却占了六七。
崇本抑末与广开利源
就经济社会而言，明朝由于土地兼并[注: 土地兼并，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和政策的僵化产生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或者进入山区，为开发山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时时和土著及官府发生矛盾，并酿成多起规模不小的民变；或者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他们又是城市中“无根之徒”、动乱之源。徽商、晋商、江右商、闽粤商、两湖商，苏州、扬州、杭州、松江、临清，无须历史家的叙述，即从“三言”、“二拍”中也可以体会到明代城市生活的纷纷扬扬。且不说苏松杭嘉湖地区星罗棋布的繁荣市镇，即使是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湖广的湘潭、广西的梧州，也是商贾成云，货积成山。但就传统眼光看，这种活跃和繁荣却不免受到指责，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由于皇帝不承担责任，内阁又在“真宰相”、“假宰相”的夹缝中挣扎，明太祖的“海禁”、“不征”、“不设丞相”等“祖训”成为明朝政策僵化的根源，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在“不争议”中微调，私盐、私茶，矿盗、海盗，既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也反映出明朝以农业税为基本税收的尴尬。
与政治上的严峻冷酷相比，清朝的经济政策至少是对内经济政策却显示出某些灵活性，一方面，矫枉过正地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小农社会；人口流动多往边境，既开发了边疆，又至少在乾隆退位之前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虽然口口声声仍然是崇本抑末，但商品流通也相对顺畅。社会稳定，社会财富自然积累，北京、苏州、汉口、佛山遂成为天下货物的“四大聚”，而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文人的脊梁在清朝折断
就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而言，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是自由奔放的；尽管清康熙帝号称开明、乾隆帝堪称风流，也有于成龙等人的铮铮铁骨，但清朝总体上是严峻冷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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