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宰相”的夹缝中挣扎,明太祖的“海禁”、“不征”、“不设丞相”等“祖训”成为明朝政策僵化的根源,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在“不争议”中微调,私盐、私茶,矿盗、海盗,既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也反映出明朝以农业税为基本税收的尴尬。
与政治上的严峻冷酷相比,清朝的经济政策至少是对内经济政策却显示出某些灵活性,一方面,矫枉过正地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小农社会;人口流动多往边境,既开发了边疆,又至少在乾隆退位之前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虽然口口声声仍然是崇本抑末,但商品流通也相对顺畅。社会稳定,社会财富自然积累,北京、苏州、汉口、佛山遂成为天下货物的“四大聚”,而江西的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文人的脊梁在清朝折断
就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而言,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是自由奔放的;尽管清康熙帝号称开明、乾隆帝堪称风流,也有于成龙等人的铮铮铁骨,但清朝总体上是严峻冷酷的。
明代中期以后,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是商人的消费方式影响价值观念。阳明学派、泰州学派,前后七子、江南四子,台阁派、公安派、竟陵派,传奉官、马尾裙,民歌、时调、小唱,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富商、巧匠、名妓,名儒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异端王艮、颜钧、何心隐,山人徐渭、乐新炉、陈继儒,“洋僧”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洋人的书、洋人的炮、洋人教师。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自由之风、西方之学,犹如润物之和风细雨,细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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