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个认准了便坚决去做的人，不为“做”做任何掩饰——也许这便是宋先生的败笔。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的话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寄厚望于独夫民贼。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教仁透露了一个秘密：会党头目应燮丞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子，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却淡淡地回以“杯弓蛇影之事”这六个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却没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实在是过于书生气了，过于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了。他的想法很好，但没有做应付危险的思想准备，犹旅行者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结果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而且断送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说真话，宋教仁的这个缺失实在算不上名副其实的缺失。就算他听了诸君的规劝，对袁世凯加以提防，也是防不胜防。在袁世凯面前玩民主，他已经死定了，除非他放弃，显然宋教仁不是那种人。倒是宋教仁之死未得到等价的报偿，恐怕是宋教仁始料未及的。他的死并未唤起国人足够的觉醒。这与其说是宋教仁的缺失，毋宁说是中国人的一个缺失，一个致命的缺失。

章太炎（1869～1936），谁来为中国人的缺失承担责任呢？除了知识分子，别无他人。作为知识分子旗帜的章太炎也难辞其咎。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在最后十多年中晚节不保。寿多则辱，这至多算是“章太炎现象”，够不成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

一是攀附权势。一个谁都敢骂的“章神经”、“章疯子”，似乎不该有附骥攀鸿之举，然而实实在在是有的。他曾接受与其品性迥异、各行其岸的孙传芳[注: 孙传芳山东泰安人：孙传芳，字馨远，泰安人，清道光年间其高祖孙成信从泰安岔河迁入泰安祝阳的陡沟，曾祖父孙国矩兄弟二人排行老大，]之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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