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必须牢记，汉代中央集权[注: 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国家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制度。地方分权的对称。在这种制度下，]统治下的学术环境和战国时代有很大差异。我们所知的先秦文献酝酿和传播的战国时期[注: 战国时期（前475年，一说前403年～前221年），或称战国时代，简称战国，是历史上秦统一中国前属于东周的一段历史时期。]，有着极其活跃的学术氛围。那时的学术范围超越了任何一个诸侯国[注: 诸侯国，中文狭义上指中国历史上秦朝以前分封制下，由中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对封地的称呼，也被称为“诸侯列国”、“列国”-zhuhouguo]的国界。的确，在近年对于楚简的发现显示，战国时期的传播和学术活动之广泛与程度之活跃，远远超出我们以前的想象。那时不仅出现了不同哲学学派之间的竞争，而且在同一学派中，也出现了弟子之间对主流地位的争夺。这种情形和汉代的皇廷指派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重建五经及统一修订文献版本的情况大相径庭。事实上，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诸侯各自为政，根本没有统一文献版本的条件和手段。

    因此，形成我们目前所知的长文本的关键，不仅是在较长的丝帛上抄录连缀了一定数量的短篇文献，而且政局的统一也是另一个必要条件，这二者缺一不可。在长的帛卷上抄录文献的过程，不但为那些先前流传的短篇文献的排列提供了明晰的顺序，同时也为之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范围。中国丝绸的编织始于新石器时代[注: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指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但何时被用作书写材料，则无从考证。而且，丝绸的运用，不一定意味着长篇文献的产生。例如，“楚帛书”出土于长沙[注: 长沙市-长沙为湖南省省会，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长沙市南接株洲市和湘潭市，西抵娄底市，北达岳阳市、益阳市，东挨江西省宜春市、萍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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