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伴随“清华简”第二批研究成果的发布，一则名为《传世两千多年古文＜尚书＞被证实确系伪书》的新闻在微博广泛流传，引发热议。其实，对于关注“清华简”的人来说，这算是“旧闻”了。只不过文中“确系伪书”及“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的说法，比较此前的谨慎推断，相当于给传世古文《尚书》的真伪之公案下了最终判决书。

有人质疑此判，认为二《尚书》可能分属不同传承统绪，有人怀疑“清华简”之真伪，但当前尚未有足够有力的反驳。笔者无意纠缠其结论的“真伪”，而更关注此判对学术走向的影响。毕竟近年来，许多学者正积极思考并试图解决由古文《尚书》之真伪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如何走出“疑古”？

“清华简”虽来历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竹简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其《尚书》内容代表秦“焚书”以前的写本遗存。而被怀疑证伪的“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所依据的版本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8篇《尚书》(题孔安国传)，是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古文《尚书》。

对于这25篇的真伪问题，自北宋以来就存在讨论。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囊括前说，在朱熹以迄梅赜等人的辨伪方法和考证成果之基础上，共举128条证据以证古文《尚书》是魏晋间某人的作伪。该著发表以来，有黄宗羲与之作序、钱大昕给他作传，又有两朝皇帝予以盛赞、纪晓岚为其定案，还有姚际恒[注: 姚际恒（1647－约1715）字立方，号首源。安徽人，寄居浙江仁和(今杭州)。曾从事《九静通论》的撰述，越十四年而成。于《书》辩证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之伪，]、惠栋、程延祚、崔述等人继此补证……，这在“疑古”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

一方面，学界自此几乎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即便存在诸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类的异声)；另一方面，阎氏藉此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路数。他不仅被江藩列为清代汉学家之第一人，还被梁启超誉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更影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治学命运：正如周予同所说的“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他们对清人的考证方法和辨伪结论多有取鉴、发挥，开创了全面怀疑古文经学的新时代，改变了传统古典学的面貌。

当时余嘉锡、刘咸炘等人即已针对这股全面疑古之风进行了反驳，介绍先秦古书的著述与传播通例，强调辨明宗旨、体例为先，时事、词气之考次之，警惕考证太密、诬真为伪。七十年代[注: 七十年代”是指一个世纪的第7个十年。现在特指20世纪70年代。在七十年代，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多极化正式形成。]以来出土、入购的大量竹简、帛书，为人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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