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虽确认古文《尚书》为伪，但证伪者也强调这并不否认伪古文《尚书》的历史价值。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注: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陈寅恪是从史学通识的角度，来提醒学者勿纠结于“真伪”这一相对问题，以更好地运用史料。这实际上也是古人对待疑似伪书的理性态度，《四库全书[注: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总目》论《孔子家语》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他们跳出“真伪”的框框，更注重其文之所据，学之所本。

有人说，“学术的目的是求真，它反对并会最终揭露任何意图、任何形式的造假作伪。”然而，证伪乃是作为一种为学功夫而不可视为为学依归；辨别古书真伪的目的，应是为了获取至于善、美的真学问。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要在抱存“圣人之志”，坚持阅读三代两汉之书数年之后，达到“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的境界。辨伪非为证古书之伪而证之，乃是为了能通达古人之文、古人之思、古人之志，必须区分黑白，务去陈言。真伪本身亦非止境，因古书尚有“正而不至焉者”。也就是说，即便古书为真，其中未尽善尽美处，仍当疑而辨之，别而去之。这种“疑古”，于信古好学之徒而言，是极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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