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中国文联和湖南省政府主办的两年一届的首届中国百诗百联大赛近日在长沙落幕。这使我们不禁回忆起两场关于对联的讨论：一是中华读书报曾以一幅挽联为契机开展的“文言、词赋在今天的意义”讨论专栏（国学版2009年12月9日）；二是光明日报因河南征联的话题引导的关于《论语》“述而不作”的讨论（智慧版2011年9月30日）。

　　光明日报张世英的《我们还要“述而不作”吗？》从河南省内乡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征上联谈起，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几千年来中华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发展速度较慢，难道不是与这种片面的‘述而不作’的传统有关吗？”出处是《论语》第七篇《述而》第一句话“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个问题很有学理意义和讨论价值。通过查阅古人的对联故事来反观现实，发现能够深入解读“述”（知识）和“作”（智慧）的问题。

　　1、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记载的陈曾寿的对联故事。在两浙词人祠祭奠时，民国词人朱孝臧把唐朝温庭筠《过陈琳墓》诗“词客有灵应识我”求对。陈曾寿对出下联，宋朝文与可《赠东坡出守杭州》诗“西湖虽好莫题诗”。工整对仗，妙然天成，后来这幅对联一直悬挂在正门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页）

　　陈曾寿应当算作“知识”（述）型人才。其祖父陈沆是一位状元，家学渊源深厚，陈曾寿连捷得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注: 监察御史是官名。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始设。唐御史台分为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品秩不高而权限广。]。擅长诗词书画，诗名位列“海内三陈”。

　　2、王云五《旧学新探》记载的王云五的对联故事。民国学人王云五14岁时，上联“菊放最宜邀友赏”求对，王对“苏来奚后慰民思”，取于《孟子》“后来其苏”和“奚为后我”之意，“苏”字一语双关。王云五生前多次提到这次应征第一名的往事。（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王云五应当算作“智慧”（作）型人才。其“学校生活一共不满5年”，全靠自学成才。当过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的秘书、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发明四角号码，首创百科全书。

　　这两则故事说明：“述”和“作”的表现形式很多时候是一致的，以上两人都对出了妙联。至于是“知识”好还是“智慧”好？衡量标准是没有可比性的，很难评定。所以“述”和“作”都重要，要“既述又作”！那么，应当怎样“既述又作”呢？我觉得古人的实例也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一是“述”要“门门通、门门精”。

　　2011年是季羡林诞辰100周年，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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