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术总结》中说：“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注: 文艺复兴是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
这如胡适汉学“不让乾嘉”，又有常春藤盟校的7年训练，最后才在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运动中把知识和智慧、传统和创新完美结合。所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说：“那些追随胡子（胡适）前进而力有‘不及’者，则往往变成一些新遗老，完全忘记了‘圣者时者也’的古训。另一种追随胡适而‘过之’的人则又流于浮薄。谈大问题，学问不够，谈小问题，体验不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二是“作”要“事实”和“决策”相结合。
2011年是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我们想到“钱学森之问”。其渊源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中国文联八大上说：“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我们拓宽视野，随即想到了“杰出人才”军事将领和法典制定者拿破仑，发现他把“事实”和“决策”恰当结合。穆沙拉夫的《在火线上》中说：“拿破仑说过，三分之二的决策是基于学习、分析、计算、事实和数据，而另外三分之一的决策则如同在黑暗中跳跃，取决于直觉，任何扩大这三分之一的人都太过冲动，而任何扩大那三分之二的人都不够果断，也成不了领导。”（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27页）
如今，我们国学的重要内容如新清史在美国、西域学在日本和丝绸学在德国生根发芽。这说明我们不但“作”没有做好，连“述”也很欠缺，令人不禁扼腕叹息。这更说明了我们“既述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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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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