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章士钊称之为“适之大帝”的胡适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话题。谈白话文的出现，离不开他；谈科学与民主，离不开他；谈新文化的人格力量，也离不开他。可以坦率地这么说，从上世纪到今天，除了鲁迅，能像胡适这样给人以灵魂激动的人不多，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很少有过这样新型的文人。经过五十年的考验，既未流于偏颇，亦未落伍。在这个坦荡、博大的灵魂里，隐藏着我们民族深切的隐喻。

胡适自承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Hobby）。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比过去看得更清楚了。就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接受胡适的熏陶，虽然是晚了一些，但明显的也最能打动人的是胡适的宽容精神，是这种宽容经由娓娓道来的柔和文字闪现在他对人性的评判上。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之一的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没有排斥性的人。他有一个看法，做学问要在不疑中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有人说，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但从做人这一点来说，总还是要顾及到他在处理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上有无民主作风或有无持平之论。友谊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它不靠恩惠，而是通过宽厚的品质和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鲁迅骂过胡适，可是胡适对鲁迅有过很高的评价。苏雪林骂鲁迅，胡适就批评她。那时鲁迅对胡适早已没有一点好感，但胡适还能说，鲁迅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小说史研究都是上等的工作。有人说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抄了不少日本的盐谷温，胡适还能说：“真是万分的冤枉。”

胡适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他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他一再强调“宽容”为民主第一要义。因为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对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

宽容不仅是一种精神理念，也是一种人格魅力。1962年6月24日下午，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注: 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直接隶属于总统府，任务包括人文及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并兼有科学与人文之研究。]”举行的第五次院士会议的酒会上致词说：我去年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作了25分钟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人物的不满，对我进行了文字“围剿”。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胡适正是在他大声疾呼言论自由时感到不适突然倒地而猝然去世的。先生夙愿不遂，一呼殁命，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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