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宽容_国学文化

作为一个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文化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是正途，而谈政治、干预政治是歧途。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是暂时的，文化却是永恒。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显然很难用政治与学术划为不相容的两极，但对先生来说，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参与，是他临终前为我们奏响的又一曲自由生命的凯歌。确确实实，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则是要用世纪来审度的。(何永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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