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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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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2-25 10:49: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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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则多以为，被迁者大抵是殷的贵族。“顽民”是指不服周的驯化、屡教不改的意思，其直接的证据就是武王克商后殷民的叛乱。被征服者不甘心其亡国的命运，这是常理，自不必多言。至于贵族说，则值得商榷。所谓贵族，也即王族。被迁殷民中当然包括王族，但说十万殷民皆为王族则显然不当，也与《尚书》的记载不符。如果皆为王族，周公就不必说什么“惟尔王家我适(敌)”之类的话了。在我们看来，迁往成周的殷民当是作为殷人骨干的子姓部落的族众，并且是全体部落成员成建制的整体迁居。正惟如此，迁居成周的殷民才会有土、有居并且有邑。《尚书》载：
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6]《尚书·多士》
当然，所谓有土、有居、有邑，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克敬”。否则，不仅“不有尔土”，而且还要“致天罚于尔躬”。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被迁殷民的地位：他们是吃了败仗的亡国之民，是被征服者和被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但据此就把他们说成是奴隶或“种族奴隶”，则未免失之于简单和草率，是从一个假想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概念出发的结果。古代奴隶制社会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它指的就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平等独立的自由人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在这个公民社会中，奴隶不但没有任何权利，而且直接就是公民的财产。作为财产，他们可以像物一样被买卖、转让和赠与，但也有可能受到主人的呵护，甚至享有舒适的生活，正如其他物的形式的财产也会受到主人的爱护一样。一看到人殉就大呼奴隶制，正是对奴隶制和奴隶的本质缺乏全面认识的表现。并且，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丧失自由并沦落为奴的个人在各个时代都是屡见不鲜的，甚至直到民国还存在可以买卖的家奴、丫环，但我们不能根据一张“卖身契”就把民国时代的中国定性为奴隶制。我们之所以不赞成从一个假想的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概念出发而把迁居成周的殷民定性为奴隶，是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难找出一个凌驾于殷民之上的以平等独立的自由人为主体的公民社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中国古代事实上也有一个由自由人或公民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国人”。“国人”享有多种权利，而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第一是服兵役。国人是军事力量的中坚，服兵役既是国人的义务，更是国人的权利。第二是与国事。遇有重大的军国大事，君王要向国人征询意见，而国人也有发表意见甚至左右事态的权利。所谓“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11]《周礼·小司寇》，就是指此而言。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的“国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公民。但类似并不就是，二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原则性区别。
如果说，国人首先是享有和承担服兵役权利和义务的人，那么就成周而言，被迁殷民就是国人。殷人既是“成周八师”的主体，当然也是成周国人的主体。被征服者和被统治者成为国人的主体，不仅大异于古希腊，而且在中国古代历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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