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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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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2-25 10:49: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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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士》载：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6]《尚书·多士》
这是周公直接面对被征服者的说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说教并不只是针对外人的宣传，而且也是周人自己真心信奉的。我们看到，在召公对成王的教诲中，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对夏、商历史的总结和认识：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注: 不其（jī）古县名，西汉置，因山为名。治所在今山东崂山县西北。北齐废。]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6]《尚书·召诰》
在这里，周、召二公实质上是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观。这个新的历史观包含以下几层含义：(1) 夏、商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它们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教训却是取得胜利的周人“不可不”认真借鉴的；(2) 夏、商的成功是因为其先王“明德恤祀”而享有天命，它们的失败则是因为后嗣之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结果；(3) 因此，对于刚刚接受天命的周人而言，就必须汲取夏、商这两个国家的教训，敬德、用德，“祈天永命”。这是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第一个建立在人自身的历史活动而不是传统的神话和巫术基础上的、具有人类眼界的历史纲要：它第一次试图按照一种统一的逻辑，对周以前长达千年的夏、商历史做出一种前后一贯的解释，并使之统摄在一个核心的概念之下。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德”。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纲要中，“德”成为周人“王天下”的合法性前提和基础。这里的逻辑十分简单而清晰：夏有德，因此受命“有历年”；商有德，因此代夏受命“有历年”；周有德，因此理所当然代商受命而“王天下”。虽然夏、商、周彼此的种族界限是明确的，但周人却创造性地用一个超出种族和血缘关系的“德”把自夏、商到周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和上升的过程。而当周人如此把自己“王天下”的事业看成是夏、商历史运动的继续，并看成是指向未来的持续不断的努力的时候(这正是“祈天永命”的真实含义)，他们实质上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之中，或用雅斯贝斯的话来说——人的存在成为历史。这是中国人最初的历史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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