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8） |
 |
时间：2012-2-25 10:49:40 来源：不详
|
|
|
酗酒为德。周公又说：“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这是从反面告诫成王，如果不能做到心胸宽大，如果乱罚无罪、滥杀无辜，民众的怨恨就会累积起来汇聚到君王的身上。[6]《尚书·无逸》
看起来，周公的教诲虽然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无逸)入手，但和召公的教诲是大体一致的。在《立政》篇中，周公说：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注: 周文王，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季历之子，西周奠基人。季历死后由他继承西伯侯之位，又称伯昌。在位50年。商纣时为西伯侯，]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6]《尚书·立政》
这是周公教导成王设官、理政和用人的道理。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从古代商的先王到周的文王，凡设立官长(立政)，无不是对他们进行考察(宅之)、扶持(由绎之)，才让他们履行治理的职责(兹乃俾)；第二，在设立官长的时候，如果一味地任用奸佞之人(用忄佥人)，而不依靠有德之人(不训于德)，这样的君王就将终其世而不能取得显赫的政治成就(罔显在厥世)；第三，自今以后继位为王者，凡立官长切不可任用奸佞之人，而必须任用贤明之人(其惟吉士)，要用他们的努力来辅弼我们的国家(用劢相我国家)。
透过周、召二公的教诲，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德”无非是周的统治集团通过总结、反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对于他们自己尤其是处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周天子必须具备的诸如严明、宽厚、勤勉、明察、任贤等政治品格的一种自觉。至于如何界定这些政治品格的范围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其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基本点却是清楚明白的：所有这些政治品格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祈天永命，就是“王天下”。对于这一点，周公说得很明白：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6]《尚书·立政》
所谓“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正和《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样，指的就是周人“王天下”的政治理想。周天子受命于天，但他必须拥有祈天永命的能力或品格。这个祈天永命的能力或品格就是“德”，拥有它，就是有德；不然，就是失德，就是桀纣之君。考察西周后期的几位失德之君，就会发现，无论是周厉王的弭谤和专利，还是周宣王[注: 周宣王，中国周朝第十一位王。姬姓，名静（一作靖），周厉王之子，死后被追谥为世宗。-zhouxuanwang]的不籍千亩、强定鲁嗣和料民于太原，以及周幽王[注: 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宫湦（湦一作涅、湼）。出生于周宣王三十三年（公元前795年，据干宝《搜神记》记载）。]的昏聩和周平王的庸碌无能，他们之所以失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位期间，周的王权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不论他们是庸碌无能还是克敬图治，都于事无补，周的王权无可挽回地一天天衰落下去。子贡曾不无感叹地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5]《论语·子张》这是“德”的玄机。
但是，当“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