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因此，反思这场文明对话的历史脉络，对于总结世界文明对话的历史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时期[注: 思想介绍 儒家自孔子死后便分为若干家，其中尤以孟子、荀子影响最大。汉代只有孔子被神化，称为“圣人”，孟子和荀子尚为等而下之的“仁人”。]，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在文明对话的意义上，佛教在汉代与先秦形成的中华本土文明相遇后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值得注意。

    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佛教的重要术语最初是参照儒家和道家的术语来翻译的，如“涅槃”古译为“无为”，释迦牟尼[注: 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刹帝利种姓，是佛教的开启者。据佛经记载，]古译为“能仁”，这显然并不符合印度原文的意思。佛教教义在个别观点上与中华本土文明有相似之处，如报应说，但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华固有文明却有很大不同，许多地方是直接冲突的，如轮回说，省欲去奢，不近女色，抛弃妻子财货，仁慈乐施，行乞丐等等。如何解决这类因教义不同而出现的文明冲突？占有“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一页”（汤用彤）的牟子《理惑论》，为此时的文明对话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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