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说过，翻译是文明对话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佛经的翻译上。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鸠摩罗什在中外学者合译佛经的事业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所主译的《金刚经》、《维摩经》等佛经文辞优美，文学性很强。经过历代译者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洽华梵的新的翻译文体。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外来译人与本土僧人合作翻译佛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译经的有效模式。到了唐代，则主要是由国家主持佛经翻译工作，从唐太宗[注: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贞观三年（629）开始，历朝都有官方组织的译场。由于有政府调动资源，因此，佛经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代，其中像玄奘、义净、不空等人都是成就非凡的著名译师。当时大乘佛教经典的精华基本上都已介绍到中国。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这一点我们从古印度曲女城法会、那烂陀寺辩论会的盛况可以想见。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东晋佛教义学，以般若性空之学为中心，大量研究《般若》的人，通过读诵、讲说，或注解经文，或往复辩论，来对般若性空进行解释，产生各种不同说法，形成所谓“六家七宗”的派别，这无疑丰富了佛教教义及其解释的活力。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和同学景慧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往天竺寻求戒律，历时十一年[注: 邱永传，集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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