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惑论》主旨是宣传佛教教义的可靠性以及优越性，但它采用的办法是对话，通过对话来讲道理。牟子在对话中展开佛教优越性的论证，有时不免借鉴或迎合儒、道思想。比如，在回答人们对佛教“人死当复更生”说法的质疑时，牟子一方面用身体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来论证身体可灭，魂神不死；一方面又引用《老子》功成身退的观点来加以佐证。正是这种基于对话的文明融合的努力使佛教逐步在中国扎下根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诚如陈寅恪先生所云：“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注: 宋文帝刘义隆 (407～453) 南朝宋皇帝。小字车儿。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生于京口。宋武帝刘裕第三子。-songwendi]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注: 宋武帝名刘裕(363年4月—422年6月)，字德舆，小名寄奴，汉族，生于兴宁元年三月。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南北朝时期宋朝的建立者，史称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他还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断禁肉食的戒律，影响后世极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北周武帝[注: 周武帝见宇文邕。-zhouwudi]虽欲废斥佛教，也曾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陈是非。更令群臣讨论道、佛二教的先后、同异等问题，由于司隶大夫甄鸾、沙门道安、僧勔等人据理力争，使得废佛之议暂时中止。这也可以看到涉及宗教争端时文明对话的某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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