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庭[注: 简介 孙玉庭（1753-1834）清中期大臣。字佳树，号寄圃。济宁人。 经历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明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上疏言：“臣有幸蒙恩遇，忝任封疆大吏[注: 封疆大吏是指明代的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与清代的总督、巡抚。-fengjiangdali]二十年，天下情形虽未周知，而事理则一。”详查历代典章，通前彻后，深思熟虑，从来未有敢轻易地说要公开颁布章程者。他首先也强调了人治，“督抚两司皆得其人，则举措直枉，大法小廉，断然不必担忧所属苛取病民。倘不得其人，则一贯逢迎朘削，虽立法限制，仍然会形同虚设，弊病更甚”。其次，极力陈述陋规合法化带来的危害：“禁人之取犹不能不取，若准人获取，则诚如圣谕以为‘奉旨准取陋规’，益无顾忌，势必竭民膏脂而后止。迨发觉治罪而一方之民已大受其害矣。”又次，指出道光帝万万不可开此先例，他说陋规历代相沿，“不独在今为然”，但是，“未闻准其明取于民垂为令甲者”，并且举例说：“嘉庆四年尹壮图奉召入都，曾经建议彻查地方陋规，欲明示科条，当时钦奉上谕：‘此项积习相沿，只可次第整顿，断无明示科条之理。’”接着，孙玉庭陈述了陋规无法查清、难立章程的情况：“府、州之陋规在乎三节两生、盐当漕务。而厅、州、县之陋规则在乎钱漕盐当。钱漕岁有丰歉，盐当因时开闭，本来就不可能定为常额。况且道府漕规，目前正在奉谕旨清理漕弊，必须禁革，所以更不便作为定制。”再者，各地方官所处情况不一，用度多寡不同，政务繁简不一，亦不能一律。又“五行百产贵贱亦无一定，是各该地方官开支用度亦断难详查定数”。各处陋规实有若干，该地方官断不肯自行实报，而督抚藩司耳目不能遍及，即使派人去查，必然包庇掩饰。而清查涉及广大舟车行户，繁难琐屑，尤为不雅。因此，清查陋规后来之获益未睹，而目前之纷扰已甚。舆情不协，国体有关，于地方吏治均无裨益。最后孙玉庭表示，以上所述“见与三省抚臣往返札商，皆以为相安已久，无须另议，反致纷更”。

此后，署成都将军蒋攸铦进京叩谒梓宫，向道光帝力陈此事不可行。

道光帝斟酌再三，权衡利弊，决定收回成命，于十二月十三日下诏，停止清查陋规。上谕说：“朕在大丧之中，甫奉皇考梓宫回京，心绪婺乱。又值初亲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英和人本明白，又复敢言，听其言似为近理，因而降旨令各督抚体察情形，详议复奏。谕旨甫下，即据汤金钊、陈官俊、汪廷珍[注: 汪廷珍 　【清】汪廷珍，字玉粲，号瑟庵，江苏山阳人。 　　早孤，家贫，攻苦力学，志趣高简，不事声气结纳，人多以迂怪目之。]先后陈奏，皆以此事为不可行。”“朕心已悟此举之非矣。嗣方受畴来京，首先询及，即奏称格碍难行。昨蒋攸铦入对，更力陈其不可。本日又据孙玉庭等奏，所言尤为剀切详明。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抑且有伤于国体。幸而内外臣工知其不可，尚肯据实驳正，若皆缄默不言、听其舛误，其失可胜言乎？朕不是文过饰非之君主，既然洞悉其弊，则迁善改过犹恐不及。着即明白宣示各督抚：停止查办。”另外，因为英和建言冒昧，被责令退出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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