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杰作，以至有“南钱（穆）北胡（适）”之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的同年秋后，各大院校便几乎都停开了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的课程，足见此文在当时学界影响之深远。不过，在当时承继清儒余绪，今文经学（康有为为代表）和古文经学（章炳麟[注: 章炳麟(1869.1.12-1936.6.14)，字枚叔，号太炎，又名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思想家。]为代表）聚讼不已的情况下，钱先生并非执此废彼，而是兼辟两家之谬，力探两汉经学实况，建立一家之言。事实上，无论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博士家法考》以及《孔子与春秋》，都既显示了钱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钱先生不立门户而学有宗主的立场。诚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谓“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本书之用心，则不在乎排击清儒说经之非，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惟显真相，而后伪说可息，浮辨可以止。诚使此书能于学术界有贡献，则实不在尽为经学上之今古文问题持平论、作调人，而更要在其于古人之学术思想有其探源抉微、钩沉阐晦之一得。读吾书者，亦必先自破弃学术上一切门户之成见，乃始有以体会于本书之所欲阐述也。”《平议》的出版，不仅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晚清百年来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更重新梳理了经学发展的历史，成为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典范和治中国经学史的必备参考书。
如果说《平议》是钱先生“以史证经”的杰作，作为“以史证子”的典范，《系年》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之后5年的正式出版，进一步奠定了钱先生当时中国学界一线学者的地位。事实上，顾颉刚先生之所以推荐《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于《燕京学报》，正是由于先前已经阅读过《系年》的手稿，通过这部书稿而了解到了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系年》主体分考辨与通表两部分，“考辨详其立说之根据，通表著其结论之梗概”（通表例言）。考辨有163篇，分为4卷，共30万言，1923年秋始着笔，历四五载而成，所谓“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示于人也。”（自序）通表为1930年撰成，分4节，与考辨部分相对应。目前商务印书馆重印的这部《系年》，根据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的增订本，除考辨和通表之外，还有附表3节以及先秦诸子生卒年表。据钱先生书前新版增订本识语，该本较之1935年初版有所增益，钱先生视之为定本。《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有全盘的交代，同时也将幽暗了两千年的战国史真相发掘而出。钱先生自述该书有如下三点贡献：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注: 常山虎耳草科植物黄常山DichroafebrifugaLour．的根。又名互草（《本经》），恒山，七叶（《吴普本草》），鸡骨常山（陶弘景），翻胃木（侯宁极《药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二、“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辑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着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三、“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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