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这段是非？笔者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注: 耶稣会（拉丁原名 Societas Iesu, S.J.），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5年8月15日由罗耀拉的依纳爵·(St. Ignatius of Loyola)为因应当时新教 (Protes]士是凭借科学家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作为科学家的他们所带来的西学推动了中国学术科技的进步，正如胡适所道，利玛窦等来华令中国近三百年来思想学问皆趋于精密细微科学化；亦如徐宗泽所言，经徐光启等推波助澜的利玛窦带来的西学使中国知有欧洲科学，而科学在中国行其奠基之礼，但作为传教士的他们确实有传播科学与宗教的双重目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有如此态度，我们也大体可以明了了。这是当时清人在中西文明碰撞与冲突下，不得不承认西学优胜中学之处，但又要抵制来华传教士之野心，且不希望西方思想惑乱思想一统的局面，同时又要显示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宽容，而做出的应对。封建等级制度下尊卑有序的清朝是肯定要批判利玛窦叙交友之道的《交友论》宣扬爱无差等，声讨他述天主教及其教义的《天主实义》教中国人无父无母的。然而，这样的西学观其实是本末倒置，没有长远效果的。

    不过，无论如何，西方顺应中国传统及其文化来达到传教顺利的目的，清朝在保证思想稳定前提下艺术接纳西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当时文明碰撞冲突下双方应对的一种途径，我们不可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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