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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史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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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1 10:59: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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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变 创新 诗史精神
论文摘要:《四库全书总目》站在诗歌史的高度，纵论千余年诗学之演变，继承中国传统“变”的哲学思想，以“变”来通论诗学发展，揭示出诗学演变的规律，以“变”来强调诗歌的创新，从而表现出独特的重变的诗史精神。
“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易传·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将这一“变”的基本哲学思想运用到诗学中，就产生中国诗学所特有的诗学思想和诗学精神。《诗经》有正有变，有变风，有变雅。由此而下，“变”在中国文学思想中，成为历代诗学家所关注的话题，成为探求和总结中国诗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念。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时代，也是古典诗歌集成而终结的时代。从清初至《总目》开始编纂的乾隆三十八年这一百多年里，诗学思潮风起云涌，诗学流派层出不穷，诗学主张日新月异。总结与反思百年诗学的历程，宗唐也好，宗宋也罢，清诗的自我风貌已经形成，诗人不再为一主张争执不休，《总目》的编纂正好有了一个对包括清诗史在内的二千余年诗史进行全面总结的机会。《总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担当了诗史总结的责任。
许多人认为《总目》是一部以传统的书目提要为体裁的考证之作，考证固然精深，辨析极其详明，而对其理论色彩则未加观照和分析。《总目》是一部颇有理论色彩的学术史巨著，在其众多的提要中蕴涵着丰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史信息，而其基本的学术思想或称为学术史哲学思想，就是重变。《总目》“经部总叙”开宗明义，就以一个“变”字，概括描述了二千余年中国经学的历史流变，在经部《易》类小序中，同样从“变”的角度，将两千多年的易学史精练地概括为“两派六宗”，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对我国传统的经学史、易学史进行了总结。
对于诗歌史，《总目》更是注重“变”，其以“变”论诗歌演进的论述极其精妙。如论宋诗之变:“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拓之朴雅。元拓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杨)载生于诗道弊坏之后，穷极而变，乃复其始。这里指出了宋诗三变:第一变是由西昆体到元拓体，第二变是由元拓体变到江西诗派，第三变是由江西诗派变江湖派。每一次都是宋诗自我革新的需要，是宋诗的创新要求。
清诗在对明诗的反思与批评中发展起来，是在对明诗的反拨和超越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的艺术风貌的。《总目》不仅指出明诗的弊端，而且将明代诗歌的演进历程精辟地概括为“三变”:
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春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杳肤廓，万缘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站。渐久而模拟票(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嘴争鸣。桃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
仅用了二百多字就勾勒出明代二百七十多年诗歌发展的简史，以这“三变”为主线，勾勒出[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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