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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史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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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1 10:59: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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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为复古之说，文必宗秦汉，诗必宗汉魏盛唐，绰厉纵横，铿锵震耀，风气为之一 变，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袭模拟，渐成案穴;其间横轶而出者，公安变 以盛巧，竟陵变以冷峭，云间变以繁}t，如堡堡附，无以相胜也;国初变而学北宋，渐趋板实， 故渔洋以清空缥缈之音，变易天下之耳目，其实亦仍从七子旧派，神明运化而出之。
他认为:“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正所谓变弊相生，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变，是诗歌史发展的源动力之所在，正如顾炎武所说的:“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之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叶燮也认为“变’，是必然的趋势:“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总目》正是成功地运用了“通变’，的诗史观，抓住了诗歌发展史上“变”的核心，体现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思想，从而做到“通观”数代，才高，胆大，识深，力宏，言精，在宏阔之中表现其非同凡响的重变的诗史精神。
《总目》重变的诗史精神揭示出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变，是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审美情趣的必然追求，诗歌只有求变创新，才能具有艺术价值和生命活力。《总目》重变的诗史精神是对传统通变观和诗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宋代朱熹在论述古今诗歌时就从诗法、诗作演进的角度论述了古今诗的“三变”，他说:“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来，下及初唐，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清代诗论家叶燮论诗更是注重“正变”，他从“变”着眼，考论《诗经》到唐代的诗歌史发展:“《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 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牵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淡远 ……此外繁辞褥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 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总目》则正好是上接叶燮，从唐末论到明，甚至到清。两者的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句 式也相近，由此可以看出叶燮诗论对《总目》的影响。
《总目》认为宋诗发展到元诗是“穷极而变，乃复其始”的周而复始的新的发展过程，这一认识与叶燮“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的著名比喻是一致的。在论述宋、金、元、明四代诗歌的演变时《总目》指出:“四朝各有其盛衰，其作者亦互有长短。”这一诗史观，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它不是传统的退化论的文学观，而认为诗歌艺术是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其观点与叶燮“不必拘泥前盛后衰”的诗史理论是相通的，叶燮说:“就一时而论，有盛 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正如蒋寅先生所指出的，这一诗史观“已超越简单武断的进化论或退化论观念，真正深人到诗史的实际过程中”。是关于诗史运动的周期性与阶段性的学说，《总目》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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