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后来学者有鉴于此，纷纷展开补辑校订工作。早在1781—1788年间，日本学者市河世宁就编成《全唐诗逸》三卷，收诗人128人，其中82人为《全唐诗》所无；收诗72首，句279条，亦为《全唐诗》所无。1982年，中华书局将王重民[注: 王重民（1903－1975）中国目录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图书馆学家。河北高阳人。字有三，号冷庐。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同年任保定河北大学国文系主任，不久在北平图书馆任职。]《补全唐诗》和《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这四种唐诗补遗成果合编为《全唐诗外编》出版，共收诗人935位，其中395位为《全唐诗》所不载。此后，中华书局又约请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对《全唐诗外编》进行完善工作，加入其《全唐诗续拾》，于1992年合版为《全唐诗补编》，收录了相当数量的铭、箴、赞、颂、歌诀和佛教偈颂，遂又新增佚诗4300多首，句1000多条，所涉诗人1000多人。1992年，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的瓷器中又发现几百首唐诗，其中也有不少诗不见于《全唐诗》。
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清编《全唐诗》的问题，学界早已深知。近现代和当代学人如刘钟英、刘师培[注: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闻一多、岑仲勉[注: 中国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县人。1886年9月出生。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就读两年半，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李嘉言、周勋初、郁贤皓、吴企明、陶敏、佟培基等先生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对《全唐诗》有所批评，提出了重新编纂《全唐诗》的必要性。陈尚君先生和我较早曾经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概括出‘缺收较多’等七个方面的问题，陈尚君等诸多学者以其丰富的辑佚成果，更从实践上证明了《全唐诗》重编的必要。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两位先生，那就是‘王全’。‘王全’是谁？大家翻开中华书局1960年的《全唐诗》印行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篇《点校说明》，署名即‘王全’。其实中华书局并无‘王全’其人，这是王国维先生之子王仲闻先生和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傅璇琮先生的合称。我这里要说的是，在50年前，相当年轻的傅璇琮和年届花甲的王仲闻已经郑重提出：‘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可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重编《全唐诗》上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都是对前人的回应。如果说我们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今后还可能取得更多的突破，都应该在内心保持对清末以来包括‘王全’在内的所有贡献学识和智慧的学者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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