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的编纂，被清人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23，《纪昀传》)。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严重的弊端。以“大一统”传统来说，君主专制是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它一方面在形成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注: 该词条暂无摘要-difanggeju]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政治腐败、动荡的重要根源，并在实践中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人性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正如伏尔泰所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路易十四时代》）以官僚政治来说，它一方面对实现社会的规范管理、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本身具有的繁琐化、程序化、官僚主义弊端，往往也十分突出。官僚政治和君主专制的结合，既可能弥补专制君主个人的一些局限，也可能成为君主滥施淫威的帮凶。到王朝统治中后期，冗官、冗员、朋党、萎靡、懈惰现象以及政治腐败往往积重难返，愈演愈烈，进而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根源。以文治来说，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注: 多民族国家 拼音： 解释： 1. 由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必须要有一套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基本价值体系，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要实现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但也要看到，文化专制主义从来都是文治的本质特征，在具体实践中，它往往表现为对人性的摧残，对个性自由的限制，对真理探索的阻遏，明清时期一再发生的文字狱，即真实地反映了专制文治的“吃人”本质。

 

    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世界文明的大道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以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愈来愈表现出它的落后性、腐朽性甚至反动性。然而，人类对传统的改造，从来都是一个充满艰辛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对积淀异常深厚、内容异常庞杂、影响异常深远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更是如此。如何科学地认识古代传统的延续与断裂？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合理性、摈弃其陈腐与落后？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在古代传统、古代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公正、理性的现代政治文明？所有这些，一直是鸦片战争[注: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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