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科书内容的编排来看，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要么以人物[注: 何永安[香港富商]-何永安，男，香港富商，前亚姐曹央云丈夫。拥有多间上市公司的富商何永安，高峰期身家曾达3亿美元，后来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致身家缩水。]为中心来编排，要么以德目为中心来编排，这两种基本的编排方式，至少可以分别追溯到《列女传》和《女诫》。一些教科书的逻辑结构也明显受传统女学读物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邵廉存编的《官话女子修身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共三册，主题依次是“女教”“妇道”“母仪”，这也是传统女学读物常见的逻辑结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虽说如此，大清末年的女孩子们手捧的那本修身教科书，还是有与众不同之处。毕竟，这是腐朽帝制摇摇欲坠的最后一刻。毕竟，“维新”与“革命”的春雷已经唤醒了女性解放意识。这些意识，也丝丝缕缕地散落在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中，使之开始摆脱传统女学读物的羁绊。

与传统女学读物相比，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教科书设置了一些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德目，如“公德”“尚武”等。另一方面，教科书在素材的选择上不再局限于中国，最为典型的是许家惺编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其中有“拿破仑之妹”“法孝女路意慈善养盲父”“英女王维多利亚[注: 维多利亚[巴西]，维多利亚[加拿大]，维多利亚[艺人]，维多利亚[贝嫂]]”“西国女孩爱物之习惯”等内容。同时，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也或多或少带有清末女性解放思潮的印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女性教育。清末女子修身教科书对女性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一般都写在序言或凡例当中，不过也有教科书直接写在课文当中。例如，谢允燮编的《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官话）》，头两课课文《女学原因》、《兴女学》就强调了女性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女子为国民的母”，“有了好母，方有好子”，“女学兴，人材就多了，人材多，国就强了”。又如，许家惺在其所编教科书的首篇课文中宣称“女子教育为国家存立之基础”。这就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上升到保种、保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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