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形成经历了通过“学而优则仕”到成为“自由漂浮者”的转轨。先是在外有两次鸦片战争[注: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注: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太平天国应写作太平天-{囯}-，囗中王）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与洋务运动的社会变局中，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不再谋取科举功名、转而谋职于外资机构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如曾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任职的王韬、李善兰、华衡芳等人。继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后，因受民族危机的刺激，一部分有功名出身的传统士人如康有为等参与“公车上书”的1300余名举人转而成了传统体制的抗议者与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者；另一部分年轻知识群体对传统教育丧失信心、走上了出洋留学之路。1905年科举制废除，切断了传统士大夫跻身、晋升官僚体制之路，知识人从中心散落边缘、从庙堂抛入江湖，与传统体制实现了“分离”。

    漂泊、游移于体制之外的新型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日渐发达的现代社会职业架构中寻求谋生之路与社会角色。虽都以知识资源、文化资本谋生，但不再如以往士大夫仅有读书做官的单一通道，而是有了从业上的不同选择，有了职业上的“分工”。如状元出身的张謇在1894年蟾宫折桂之后远离官场，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有进士身份的张元济[注: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在维新运动失败后，由翰林而入商，于1902年投资商务印书馆并很快成为灵魂人物；严复、梁启超等人致力于以译书、“梁启超式的输入”的方式传播思想，又创办《国闻报》、《新民丛报[注: 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等报刊，成了以媒介影响社会的传媒知识分子；京师大学堂[注: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 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北京大学前身）等现代大学与各类新式学堂的相继建立催生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等新的职业和人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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