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野也日趋清晰；到20世纪初，“七科分学”、“八科分学”等方案提出，如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立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大学科30个科目，学术分科日趋细化。随着学术分科的发展，一批专家型的现代学人成长起来。

 

    二、现代知识分子成长中还经历了“四合”，包括知识结构上的古今中西融合，社会角色上的重合，以学会、结社为形式的学界聚合，与民众、社会运动的结合。

 

    现代学人专业领域日趋狭窄，但在西学东渐、现代知识奔涌而来的背景下，又展示出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整合趋势。他们有着接纳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宽阔的文化胸襟，有着打通古今与中西的明澈的文化自觉。蔡元培于1916年底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主张兼容古今、新旧之学；首任校长严复早前亦曾提出过“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思想。清华大学也是如此，何兆武先生曾将“清华学派”的精神归结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国学丛刊序》）的学术观，他自己学贯中西，被梁启超先生赞为“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刚从传统士大夫转身的现代学人，对自己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身份想象与过渡社会形态的角色定位，处在徘徊彷徨、依违两可之间，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重合、摇摆、多变的。他们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扛起了继承与创新、解构传统与建构现代性的双重使命，于是就有了如胡适身上所体现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离奇组合。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两相牵挂、左冲右突，或如康有为“喜以经术作政论”，成了蹩脚的经学家与失败的政治家；或如章太炎、章士钊等边干革命边谈国学，成了“有学问的革命家”；或如梁启超在政论家、政府阁员、学问家之间不断变换着角色，对从政、治学都心向往之；或如胡适先声明“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才过两年就“悔诺”而热衷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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