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士大夫大致归宗于儒学有别，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着精神定位、价值取向上的多元选择，出现了保守主义[注: 保守主义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知识群体、自由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分途分野。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新文化阵营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包括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自由知识分子，而作为他们论战主要对手的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东方杂志[注: 《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创刊于1904年3月，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主编杜亚泉，新儒学的开山人物梁漱溟，玄学派主将张君劢[注: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鼓吹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还有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等。在与文化保守主义进行论争的同时，新文化阵营内部的裂痕也愈益明显，1919年以后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1922年5月胡适另起炉灶创办《努力》周报，而《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革命知识分子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终于因深刻的价值观分歧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三大思潮”的代表人物，关注政治体制[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民族文化命运等较为宏大的公共议题。另一些潜心学术的学人则要面对与适应治学日趋专门、学科日趋分化的趋势，成为专业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学术混而不分，傅斯年曾指出：“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到严复、梁启超等人分疏“学”与“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区分渐现轮廓；在洋务时期讲求“声光电化”后，严复引介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名著，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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