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使知识人从庙堂流落民间，成为职业高度分化、处境千差万别的群落，如同“散落一地的珠子”。但延续着忧国忧民、“舍我其谁”精神传统的学人们仍在尽最大努力影响国民、社会与政治，其重要方式就是通过结社、办刊、集会等形式，聚合同人，构建“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以提升自身话语的权势与力度。康有为于1895年11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打破了有清一代禁止士人结社的规定，开启了一代风气，从此“学会之风遍天下”，维新运动期间全国创办的重要学术社团有70个左右。此后，政治性、文学性、学术性等各类学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

    但知识分子要重新发挥自身作为“社会重心”的作用，光凭内部的聚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必须投身到社会运动的洪流中去。五四运动为现代知识分子与民众、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五四时期，李大钊强调“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青年与农村》）。后来，毛泽东也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成为中共引导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方针，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学界将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成立之前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洋务一代”、“清末一代”、“五四一代”与“后五四一代”四个世代，一个时代以一个世代为主角，但同时至少有三个世代在同台亮相、同显身手，不同世代的知识精英也张弛、变幻于离与合之间。他们有相互的传承、联合，也有彼此的质疑、争论，如鲁迅曾撰写《趋时和复古》等文批评素所敬重的老师章太炎“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但正是这种世代交替、这种“否定之否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成长中拾级而上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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