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5年刘大杰在武昌师大中[注: 大中 (国号)： 大理国由高升泰掌权时所改的国号。 大中 (年号)： 唐朝唐宣宗李忱的年号（847年─859年）、唐懿宗李漼即位后沿用不改（859年—860年）。]文系读书时，郁先生就是他的老师，颇器重他的文学天赋。当时，刘大杰刚逃婚从家跑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客居在学校的一间陋室里。他以自己逃婚的无奈作为骨架，写了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题目叫《桃林寺》，即送给郁达夫先生看。郁看过说“还好的”，并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寄给《晨报》副刊。十天后，小说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12块钱稿酬，还附了一页信，很客气地叫刘以后常为晨报副刊写文章。

    正是“社会问题”把刘大杰“逼”上了文学之路，他贴近时代，关注社会问题，写“问题小说”也不是无源之水。然而，写“问题小说”又是很难的。郁达夫先生给刘大杰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一条是“使什么人看了也要五体投地”，另一条是“具体地表现出来”。细细咀嚼这两条标准，让人深感不同凡响，非行家里手难以道破。

    刘大杰对郁先生的评论虽受宠若惊，却又是清醒的，对他所提标准的理解吸收也是全面的。他后来在一篇谈文学写作的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文学，是应该反映着社会的人生的政治的意义的，但不能先存了要表现某一种政治的意义再去写文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人生’的文学，也必得有艺术的价值。否则，文学便成了政治的宣传品。”

    刘大杰小说中关注的种种问题，归结到一句话上，都是生存问题，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存问题。这种关注，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良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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