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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为何发生：农会侵占军官与士兵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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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5-4 10:41: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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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是湖南军队与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湖南的军队基本上还是旧军队的那一套。士兵是就地招募、抽丁或雇佣来的，大多数人当兵就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并勉强养家口。因此，士兵们发了饷，多半都是把钱寄回家去，供养家中老小。而军官们，尤其是团长以上的军官，则都是军官学校毕业，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或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因为报考军校，均需经过相当程度的文化考试，故凡能考入军校者，大都家境较好，读过私塾或上过学堂。而大凡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做军官多年之后，更是小有积蓄，不仅买地造房，而且多数雇人耕种，成为地主。自太平天国[注: 太平天国，是中国清朝后期由洪秀全所建立的国家，前身为1843年之“拜上帝会”。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3月29日，建都天京，势力遍及中国十省。]以后，湖南历经战乱。民国以后，拉锯式的军阀战争更造成对农民的盘剥升级，使农村中土地关系[注: 概述 土地占有和利用中各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主要内涵是地租关系。首先包含土地所有权即土地归谁所有的形式，它是一切社会土地关系的基础。]的变动日趋严重。
近代以来，湖南自耕农[注: 定义 自耕农是以小块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单个家庭为经济单位，从事耕织相结合的个体农业劳动的农户。他们是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的数量减少加剧，尤以沿铁路线附近地区的自耕农减少最快。以1926年底的统计，靠近长沙的湘乡地区已经基本上没有自耕农了，佃农的比例达到45％，雇农占到了30％；同在铁路线上，离长沙较远的衡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也只有7％左右，佃农也达到了45％的水平，雇农占到15％。而离粤汉线较远的平江、邵阳地区，自耕农的比例则分别是17％和16％；更远一些的常德地区，自耕农的比例仍高达31％。这种情况反映出近代以来军阀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新兴的军事政治官僚因为集中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因此对土地的需求也主要集中在这附近的地区。转见AB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16～219页。
因此，湖南农民又是北伐战争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以来，“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军队和农民的关系一时相当密切。唐生智等就公开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农工群众的力量”，是“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转见人民出版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第15页；《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1927年2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一页。。
随着湖南军队主力北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其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大批军官家属不免陷于恐怖之中，影响到相当一批军官对农民运动不满。但这一运动开始时，甚至直到1927年1月前后，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农民群众，都还没有提出土地问题。所要求者，主要还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的打击固然使富裕家庭人人自危，但农会这时一般还只是基于政治标准进行打击，其对象也还只是少数地方头面人物。因而直到2月唐生智回到长沙时，他还在称赞农民协会功不可没。转见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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