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我的同学好友，现在北大历[注: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唐代由繁荣逐渐走向衰弱，大历年间的唐朝正是唐代宗李豫所经历的最后一个时期。 概述 大历（766年－779年）唐代宗李豫年号。]史系任教的丁一川，拉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史研究所，说是有一个读书讨论会。讨论会是由近代史所张小林研究员主持的，总共有十来个人参加。讨论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现代意义》。当时国内出版余英时的著作还很少，这本书是近代史所油印的。我们知道80年代正值大陆兴起文化热，文化热的背后暗含着以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民主科学和法制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思想，但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有些问题不够深入。而这本小册子中所谈到的“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超越世界”与“内在超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所谈到的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但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恰恰为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精神源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倍感新鲜。我记得，从讨论会出来以后，我和丁一川还就此书的内容讨论了一番。虽然并不能完全消化，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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