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报月刊》刊出以后，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个访谈。像刘述先先生有一次就跟我说“访谈既周延，又深入”。其后，潘耀明先生又跟我说，他和几位朋友要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叫《国学新视野》，要我索性再跟余先生访谈一次。我征得余先生同意，2009年4月26日，又通过电话访谈，进一步向余英时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是次访谈，余先生主要围绕着中西学术分类、“宗教”“哲学”“国学”等学术概念和范围等问题抒发了自己的意见。访谈之后，《国学新视野》因故未能出版，所以，访谈经整理之后，转由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主编之《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刊出。此即本书第二部分《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2010年，潘耀明先生告诉我，《国学新视野》终于又出版了，并邀我就余先生的几次访谈，整理一部分论及国学与汉学问题的内容，在《国学新视野》第二期上又刊登出来。

    2009年11月，中华书局徐俊先生受文学院的邀请，来浸会大学访问两周。徐俊先生看了几处发表的访谈稿之后，非常感兴趣，希望在中华书局出一本单行的小书，收入我对余先生访谈的全部内容。并且希望我再对余先生访谈一次，着重在余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其对东西方学术异同的观察等方面。在征得余先生同意之后，我在2010年3月20日与2011年4月9日，对余英时先生又作了两次越洋电话访谈，成为本书第三部分《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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