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铁路的商办潮流，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清政府中以邮传部[注: 　　官署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置。在此之前，交通行政无专管机构，船政招商局隶北洋大臣，内地商船隶工部，邮政隶总税务司，铁路、电政另派大臣主管。]大臣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新洋官僚，亦鼓吹借债筑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并开始策划先将铁路国有，再借债筑路。

５月２０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注: 大两省官 唐、宋通称门下省与中书省为两省，统称门下省五品以上官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给事中与中书省五品以上官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中书舍人为大两省官。]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１０００万英镑（先付６００万英镑），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作。合同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４国银行团享有该２路修筑权和２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廷此举，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局势更为激荡不安，绅民开始直批清廷卖国。四川民众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亦批评清廷“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将引来“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

　　全国各地集会频仍，清廷政策遭到广泛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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