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政权与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外国交往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传入中国的佛教经义乃至佛寺建筑，就是在此时从建康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今韩国）和日本列岛的倭国（今日本）。公元412年，东晋高僧法显在南京的道场寺完成了记录他从陆上丝绸之路去古代印度，又从海上丝绸之路返回都城建康的纪实性著作《佛国记》。

贺云翱介绍说，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的零星、断续状态，发展到与东亚国家之间形成连续、固定的航线，为文化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六朝政权与东亚和南洋国家之间的使节、僧侣等人员的交流往来，让南京成为海陆丝绸之路、东海南海两条航线之间的连接枢纽之一。

明代：七下西洋将南海航线推至顶峰

15世纪，明王朝组织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使南京再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始发港，同时将西端港口拓展到非洲东岸，见证了“海上丝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拓展到了顶峰，世界大航海探索时代的壮阔序幕由此拉开。

贺云翱表示，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注: 郑和下西洋[历史]，郑和下西洋[手机游戏]，郑和下西洋[CCTV电视连续剧]，郑和下西洋[京剧]]的策源地、起终点和物资人员汇集地，也是郑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心和人生归宿地。永乐皇帝为表彰其出使西洋而修建的天妃宫、静海寺，以及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出访各国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龙江宝船厂等历史遗存，在见证这一航海壮举的同时，也印证了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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