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担任中心主任的非哈佛毕业生华琛也继承了费正清中心的传统，非常关[注: 工关，明清税关，掌征收竹、木、船钞。因隶属工部管辖，故名”工关“。]心自己的研究生的成长，总是想方设法支持学生的进步。为了更积极、更频繁地参加中心的学术活动，华琛想让学生们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帮助管理中心的研讨会、讨论班和学术会议。他还优先分配办公场所给研究生，并在中心专门留了一个大房间，作为学生研究和出版项目的工作场所。（第123、128页）
毋庸讳言，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崛起无法回避其客观凭借——哈佛大学。余英时先生曾在《费正清与中国》中认为，“哈佛不但是美国历史最久、声望最隆的大学。而且在东亚研究方面也具有最宏厚的基础：它的藏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东亚语文、古代史以及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的课程（远东语文系），在美国各大学中都是遥遥领先的。因此以哈佛大学为基地而发展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自然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优势。他的东亚研究中心60年代得到各大基金会的大力资助，差不多在美国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和哈佛大学分不开的”。（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附录，第598页）另外，费正清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与华盛顿的紧密联系，对他开创事业肯定有所助益。这些客观事实，作者基本都回避了，书中浓墨重彩的是以费正清为首的主任们，如何通过主观努力开创并延续一个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重镇。这样的处理方式虽不够周全，但也可以为中国学术研究机构如何发展、壮大提供有益的借鉴，而这无疑正是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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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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