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篇文章，题为《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问题漫谈》，署名为“扬子居”。所谓扬子居者，不知何许人也；但看这文章的口气，大小是个官儿；他自称“我们中华书局”，则当是该出版社的一个现任负责人。应当说，当今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现象，文中所谈，并非全无道理，但文章同时又流露出一股霸气，令人读了感到不快。如作者挥舞着“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的棍子，将许多在他看来不“规范”的古籍整理著作，通通斥为“伪整理”。他武断地说：“后来陆续出版了十数种《全唐诗》排印本，我可以肯定地说，无一不是源自中华书局整理本，都是中华版的改头换面的翻版，是‘伪整理’。”“无一”两字，将中华书局整理本以外的所有《全唐诗》整理本，通通扫入“伪整理”之列，而根据却只有一个，那便是“我们有《全唐诗》中华版与扬州诗局本的文字异同对照表，根据这个对照表，很容易判别后出的这些排印本是否真的依据扬州诗局刻本重新点校的”。遗憾的是，这位“扬子居”先生并没有真的拿这些后出的排印本去同中华版或扬州诗局本“对照”，就判定它们全都是中华版的翻版，且迫不及待地给人家扣帽子，这岂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吗！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请看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一、校点问题

　　中华版确实改正了扬州诗局本的不少错字，而且断了句，这对读者是有利的。然而，并不能因为中华书局已经作过校点，这《全唐诗》就成了中华书局的私产，别人就不能碰了。作为一个出版社的负责人，扬先生总该懂得一点起码的常识：古籍整理并不像给人扣帽子那么简单，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如果把扬州本、中华本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增订注释全唐诗》略作“对照”，大概可以使这位扬先生清醒一点。

　　先说“校”。

　　第一，扬州本不误，中华本新增的讹误。如李白《挂席江上待月有怀》：“素华虽可揽，清景不同游。”中华本却错成了“清景不可游”。既然“不可游”，李白还“待”什么“怀”什么呢？又如杜甫[注: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公元712年2月12日（唐客宗太极元年正月初一日）生于巩县。]的名作《画鹰》：“侧目似愁胡。”中华本讹成“俱目似愁胡”。这可有点糟蹋名作了。诸如此类的错误，增订注释本中是没有或罕见的，不知道扬先生的“对照表”中是如何对照的。

　　第二，扬州本原有的讹误，中华本虽然改正了一些，但还有不少明显的讹误，中华本并没有改正，倒是增订注释本校正过来了。如张说《奉和圣制初入秦川路寒食应制》，这“路寒食”明显不通，增订注释本据唐玄宗[注: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大唐皇帝（712年—756年在位）；李隆基为睿宗李旦第三儿子，庙号“玄宗”，又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唐明皇。]的原唱诗题和清结一庐本《张说之文集》补入“逢”字，“路逢寒食”，这才文从字顺了。又如张说的《右丞相[注: 官名。自汉至金有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元及明初有中书右丞、中书左丞（元先右，明先左）。]苏公挽歌》：“佳辰无白日，宾阁有青苔。”既然暗无天日，又怎么能叫“佳辰”呢？增订注释本据《文苑英华》改为“佳城”。且不说典故，“佳城”喻指墓地，扬先生还不至于不懂罢！但不知他的“对照表”有没有“佳辰”与“佳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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