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学士院，选有文学的朝官充任翰林学士、入直内廷，批答表疏，应和文章，随时宣召撰拟文字。]集》，这也是初唐的著作，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存有残卷，直到清光绪中才从日本传回，乃有影刻本流传。1989年，严绍璗先生赴日本讲学，见到了《翰林学士集》残卷的原件，感慨之馀，发出呼吁：“昔日人市河世宁曾作《全唐诗逸》，他显然未见此卷，故六十首诗中有五十二首为《全唐诗》所阙漏。今后有方家重编《全唐诗》者，望能采纳此卷诗作，以补阙佚。”显然，严绍璗先生的呼吁，代表了学界普遍的愿望。增订注释本将《全唐诗逸》所辑逸诗及其所删除的唐诗、《翰林学士集》残卷中的逸诗增补进来，这又“侵”了谁家的权呢？

　　第二条说的是“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唐诗辑逸著作”，这似乎不能算中华书局的专利吧！何况，增订注释本在采纳这些辑逸成果时，都一一注明了原辑逸者的姓名和著作名，如王重民《补全唐诗》及《补全唐诗拾遗》、张步云《唐代逸诗辑存》、张靖龙《唐五代佚诗辑考》、邹志方《唐诗补录》、陈耀东《全唐诗拾遗》等等。这是对原辑逸者的尊重，怎么能说是“侵权”呢？

　　第三条说的是“新发现的唐人诗集足本”，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理应为全体炎黄子孙所共同享有。如唐初著名诗人王绩的集子，长期流传的多为三卷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韩理洲先生校点的《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这个本子比《全唐诗》所录王绩诗多了六十馀首，增订注释本据以增补，并在王绩小传中特别指明：王集“以韩理洲会校本最为完备”。这能算“侵权”吗？又如晚唐著名诗人张祜的集子，流行的多为六卷本或五卷本；解放后发现了宋蜀刻十卷本《张承吉文集》，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个本子比《全唐诗》所收张祜诗多了四卷，增订注释本据以增补，这也算“侵权”吗？

　　第四条“近人所撰唐人诗集注释本中的某些辑逸成果”。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些注释本的作者没有参与增订注释本的编写工作。如王梵志诗，早已散佚，故《全唐诗》无王梵志诗。上世纪初，在敦煌遗书中陆续发现了多种王梵志诗写本，近人有多种辑本。增订注释本认为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最为精审、齐备”，据以收录王梵志诗390首，并参酌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及敦煌诸本。人家说得明明白白，能算“侵权”吗？另一种情况，增订注释本的主编和编写者，从陈贻焮到卞孝萱、毛水清、刘学锴、羊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孙钦善、任国绪、李浩、杨军、吴企明、吴在庆、余恕诚、沙灵娜、陈铁[注: 陈铁，人的名字。在中国境内，叫陈铁的人不止一个，本词条介绍几位大家熟悉的陈铁。 1.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2. 机械制造专家3. 北京市水务局官员 4. 企业家chentie]民、陈冠明、罗时进、周啸天、陶敏、彭庆生、蒋寅、储仲君等多位先生，都撰有唐人诗集的校注本或有关的专著，这事实，作为中华书局的负责人，扬子居总不会一无所知吧！他们把自己的辑逸成果用于增订注释本，这算是谁“侵”谁的权？

　　第五条“本书编注者自己的一些辑逸成果”。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这方面的专著，如本书副主编陶敏《全唐诗、全唐诗外编佚诗抄存》、汤华泉《新见〈全唐诗〉诸编未收诗辑录》；一是在编注和审稿过程中新发现的佚诗或诗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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