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华本虽然改正了扬州本的一些错字，但正如其《点校说明》所言：“凡改正和补阙[注: 补阙，唐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置，职务为对皇帝进行谏及举荐人才。唐武后垂拱元年始置，有左右之分。左补阙属门下省，右补阙属中书省，掌供奉讽谏。]的字均用方括号〔〕标出，原误或应删去的衍字用圆括号（）标出，并用小字排。”这方法是可行的，并没有人苛求；而增订注释本凡改正和补阙的字，都在注释中说明了校改和补阙的根据，上面所举的张说诗的补阙与校正，就是例证。这当然是要下功夫的，不料，这些辛辛苦苦查阅了大量文献才取得的校勘成果，却被扬先生都打成了“伪整理”。这不是典型的学霸作风又是什么？

　　再说“点”。

　　中华本用的是传统的句读法，每句之后都加句号；而增订注释本用的是现代标点符号，这怎么能说增订注释本“是中华版的改头换面的翻版”呢？是不是太霸道了？本来，在古籍整理中，这两种断句都是可行的。但对读者而言，显然后者更加有益；而对整理者而言，则其难易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何况，中华本的断句，也并非都那么准确。举两个例子吧！

　　韩愈《嗟哉董生行》：“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钱仲联《韩昌黎[注: 语出:(1). 唐 韩愈 世居 颍川 ，常据先世郡望自称 昌黎 (今 河北省 昌黎县 )人； 宋 熙宁 七年诏封 昌黎伯 ，后世因尊称他为 昌黎先生 。]诗系年集释》与陈迩冬《韩愈诗选》都是这么断句的，但中华本却点成了“淮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这下句读起来怎么这样别扭？韩愈是一代宗师，似乎不应当写出这么蹩脚的诗句。

　　再看一个精彩的断句。白居易[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曾官太子少傅。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的名作《杭州春望》中，流行最广的名句是“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不少描写杭州风土人情的散文、小说中都引用过的。白居易在这两句下都有自注，上句的自注是：“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这个句子不难懂，现在流行的《白居易诗选》和一些赏析文章，都说得清清楚楚：柿蒂花是杭州出产的一种绫子。但中华本却点成了“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正好近日的报纸和电视都在宣传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的传统小吃，其中有一种叫做驴打滚。我们可以说：北京出产的驴打滚特别好吃。但若用上述的断句法，读成“北京出产的驴。打滚特别好吃。”像话吗？不知能否博扬先生一粲？

　　当然，这样的笑话，毕竟是个别的；中华本的断句，也大多是正确的。举两个误读的例子，只是想提醒扬先生，不要太霸道了；更不要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须知，这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对保持与改进中华的“品牌产品”，也是有害无益的。

　　《增订注释全唐诗》是已故著名学者陈贻焮先生主编的，参与编注的学者多达一百八十馀人，他们穷九年之力才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此书无论“校”或“点”，都比中华本有所进步，至少，它已改正了中华本在校点上的许多明显的错误。然而在扬先生的眼中却是另一样：我们中华本是完美无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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