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国图书局开张在上海之后，营业极佳，因为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些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收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这些变动上海书肆都尚未画出而我们已都有了，在胜利之后人心振奋的时候我们印一版就销一版，甚或我们尚未再版而订货的已来，大有供不应求之概。但国、共谈判破裂，战事一起，发行网就缩小了一半。以后解放区日广，到上海蒋军消灭之前，我们的发行网竟至不出上海。而且为了工商业的不景气，购买力也萎缩非凡，就是上海一区也远非昔比。到这时，我们的地图是没有销路了，只靠了贩卖钢笔吃饭。我为书局编的一套《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故事小丛书》一百数十种，出了十余册就出不下了。特约吕叔达编的《中国通史演义》八十回，编辑部里用了五六年的气力绘出的二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分县地图》，其细密为历来坊间所没有的，都不能付印了。这多么痛心！

    我住苏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够用，但苏州这地方，游手好闲的太多了，借钱求荐的麻烦不必说，就是不借钱、不求荐的人上门，他们没有时间观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没有这闲暇去陪他们，然而多是本家、姻亲和上辈的朋友，得罪不得，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当工作上打算，我非迁出苏州不可，所以辞掉社教学院的教职，于1948年迁到上海，专做书局的事。我在书局，虽不能任经理，但编辑是可做的，我当然可以一心一意编出几部书来。只是时局动荡过甚，局中营业日落，我的薪水一减再减，打了一个对折，为要维持家庭生活计，只得兼教书，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蒋维乔[注: 蒋维乔(1873-1958年)，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常州武进县人。自幼体弱多病。7岁入私塾，习读经书。15岁左右因病辍学。]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诚明文学院的教授。 解放之后，发行网宽得多了，可是又有难问题来。地图是表示政治区划的，区划改变地图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货，要造货就须有生产资本，但我们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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